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国家有关部门也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治理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逐步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在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的背景下,出口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的效应,现有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即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不利论、基于诱发创新理论的有利论以及基于“创新补偿效应”和“遵循成本”等综合因素的不确定性。进行环境规制和出口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使各国政府合理制定环境管制政策,实现环境改善,也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应对环境约束、提高企业绩效,对实现环境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眼于此来对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为了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企业在绩效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本文选取了1995-2007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出口企业,以两控区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分析实施该政策前后我国出口企业绩效的变化,从而在企业层面上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绩效的影响,并在行业层面上进一步检验了其作用的异质性,即对于污染密集程度、研发密集程度和国有企业密集度不同的行业的作用是否不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实行“两控区”政策以后,控制区内的城市的出口企业绩效显著下降了10.7%,说明了我国实施的“两控区”政策对出口企业绩效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两控区”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出口企业的绩效影响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由于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比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对环境更加敏感,因此此行业的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排污成本更高,受环境规制的约束作用更大。与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相比,研发程度较高的行业的出口企业在两控区政策的约束下实现了绩效增长,这是由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立足于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率,其创造的利益弥补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与非国有企业密集型行业相比,国有企业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企业由于政府部门的庇护,其受到的竞争压力较小,技术创新活动不多,因此环境规制对国有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正是因为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特征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实行针对性更强的环境政策,而不是采取统一的环境规制。具体而言,在污染程度比较高或者创新投入比较少的行业中,我国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补贴措施扶持企业对老旧的机器设备进行改造或者更换。在国有企业密集的行业中,我国政府应当促使国有企业积极开展创新研发活动,加快技术升级,避免长期处于政府庇护之下而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企业自身要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将外生的环境规制阻碍转化为企业内在的发展动力,最终实现环境效益和企业效益的双赢。本文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针对环境规制与出口之间的研究大都为宏观视角下的分析——集中于采取国家或者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环境规制与出口额、出口产品质量等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微观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具体到出口企业,探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衡量环境管制的变量来看,现有的文献多数采用治理污染排放的成本、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政策执行力度,本文采用两控区政策衡量环境规制,运用倍差分析法有效解决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