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二氧化碳减排和低碳经济已是全球共识和大势所趋,面对全球变暖趋势和国际减排压力,中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将绿色发展提升为长期指导中国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并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国进一步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国于2011年正式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两省五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手段来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碳减排,可能成为带动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实际上,绿色发展的内涵是推动经济、环境、技术和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碳交易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可能在经济、环境、技术和社会四个系统产生绿色发展效应。为此,本文围绕绿色发展的四个系统,提出四个关键科学问题:在经济上,中国碳交易政策是否改善了企业账务绩效?在环境上,中国碳交易政策是否改善了大气污染?在技术上,中国碳交易政策是否推动了非化石能源发展?在社会上,中国碳交易政策是否实现了生态减贫、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由此,本文分别从绿色发展的经济、环境、技术和社会四个系统维度,考察中国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大气污染、非化石能源发展和生态减贫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和结果如下。第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所属七大高耗能产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模型探讨了中国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对高耗能企业总体财务绩效未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存在行业异质性。碳交易政策的实施会降低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但提升了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且影响均随时间的增加愈发加剧明显。碳交易政策对于化工、造纸和航空部门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表明中国碳交易市场仍存在不稳定性,在短期内难以保证所有企业盈利,但从长期来看仍有盈利可能性。第二,本文利用中国2005年1月～2017年12月287个地级市的PM2.5卫星栅格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PM2.5浓度,平均而言将PM2.5浓度降低了4.8%,这一协同效应在夏季最为强烈。碳交易对距试点城市300公里以内的邻近非试点城市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且对下风向城市的影响更大。协同减排效应的作用渠道主要是企业采取减排活动和调整产业结构。当碳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价格较高时,碳交易对PM2.5的协同减排效应也更大。第三,本文利用2004年1月～2019年12月中国省级月度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深入研究了中国碳交易政策对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非化石能源发展,试点省份的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增长了2.326个百分点。从能源类型来看,碳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提升水电和光伏发电占比促进了非化石能源发展;从碳试点来看,碳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广东省的非化石能源发展;从试点-能源来看,碳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广东省的水电和核电占比,以及湖北省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占比。碳价对碳交易政策对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影响起正向调节作用。最后,基于2006～2017年中国1782个县域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本文深入研究了中国碳交易政策对生态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CER交易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减贫成效,CCER交易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提升了187.5元。相对于非贫困县,CCER交易显著提升了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CCER交易显著提升了项目所在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CCER项目数量越多的县,CCER交易的减贫效应则越大;项目的碳减排规模并不会对CCER项目的减贫效应产生调节作用;CCER交易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强。相较于CCER项目的实施,CCER项目的交易带来了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总的来讲,本文聚焦中国碳交易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围绕经济、环境、技术、社会这四个绿色发展的关键系统,评估碳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大气污染治理、非化石能源发展以及生态减贫四个绿色发展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碳交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尚存在不确定性,但存在积极的环境效应、技术效应和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优化碳减排、改进碳交易政策的政策建议,拓展了碳交易政策效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