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尽管已有许多学者、诗人如胡适(1920)、梁实秋(1931)、卞之琳(1981)、余光中(2002)等谈过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关注诗歌翻译的社会功能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巨大颠覆力与重塑力。　　本研究立足于现代诗学、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等理论成果，对“五四”诗歌翻译与新诗草创期的关系进行多方位分析，重点阐述新诗先锋胡适、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等人的诗歌翻译活动，阐述其诗歌观念与诗歌作品因诗歌翻译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以此对新诗的发生进行探微。　　本课题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五四”诗歌翻译如何催生了中国新诗的发生？(2)诗歌翻译如何对中国诗歌观念进行了颠覆与重塑？(3)诗歌翻译如何对中国诗歌形式进行了颠覆与重塑？(4)诗歌翻译如何对中国诗歌内容进行了颠覆与重塑？　　通过中西诗学理论对比分析，本研究对新诗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剖析，通过多角度理论分析论证了诗歌翻译的颠覆力与重塑力，并还原翻译的颠覆力与重塑力为语言的颠覆力与重塑力，指出它们是在语言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得以实现。　　本研究既在纵向上考察了中西诗学范畴和观念的历史渊源、发展和意义，又在横向上比较分析了它们的共性与差异性，并以现代诗学及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为进路着力分析诗歌翻译在目标语文化的影响力。全面审视了翻译维度中新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五四”诗歌翻译对中国诗歌观念、形式及内容的颠覆力与重塑力，诠释了翻译的社会功能。　　“五四”诗歌翻译不仅催生了中国新诗，也拓宽了中国诗歌的审美视野、文化空间和心理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并拓宽了中国诗歌内容抒写的疆域。诗歌翻译同时也成了中西诗学融通的平台，也是传播先进思想的“驿站”。正如巴恩斯通云:“翻译乃诗人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