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时期，农村地区面临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客观上要求有更多的资本投入。然而，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正规金融机构的主体不作为，使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同时也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大量衍生。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成因，以及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非正规金融与政府监管之间反复进行的博弈对农村金融抑制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内容按照如下结构展开：第一部分，全面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这部分将选取农村金融扭曲度、农村存贷款比例、人均存贷款余额等指标，对城乡金融二元性和农村金融体系中供给和需求的实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发展变化的时间趋势；第二部分，重点研究政府主导下的历次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和发展之间的互动博弈，博弈的动力来源于现有制度的不均衡所引致的交易主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具体模型中将包括政府和非正规金融两个博弈主体，分析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非正规金融如何成为农村金融需求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对金融抑制导致的信贷资源误置起到了修正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第一部分将对造成我国金融抑制现状的制度性因素做出详实阐述，同时依据金融抑制的相关指标，用时间序列的实证数据全面描述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抑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因此这部分主要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整理和归纳，以及对经典理论的运用加以分析，数据的选取将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统计资料及《中国农村金融调查》等研究报告中的相关记录。第二部分将采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经典博弈理论，加上关于收益与成本的相关假设条件，构造出在政府监管的背景下，以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为主体的博弈模型。　　 就目前的文献来看，对农村金融抑制的研究主要在于定性分析和理论归纳，较少运用具体的实证数据形成全面考量金融抑制程度的时间趋势，尤其是将政府监管和非正规金融的博弈关系作为主要影响变量的分析。另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较少被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以金融抑制理论为主要依据建立衡量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分析框架，对农村金融抑制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是指比较相同时期内我国与发达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同时与该时期的农村人均GDP和收入联系起来；纵向是指将连续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同时与对应时期政府改变金融制度的行为及非正规金融的变化联系起来，以便得到这两者的动态变化对金融抑制的定性影响。　　 (2)对政府监管和非正规金融的博弈关系做一个全面的衡量，同时引入利率、交易费用、收益与成本等现有制度变量，把非正规金融的出现对农村金融抑制的影响作为本文研究的落脚点，考察应该从哪些方面、向哪个方向、以哪种力度来引导金融制度的变迁，以得到最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抑制的政府监管与非正规金融的博弈均衡。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正规金融的主体不作为导致了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　　 本文先从探究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现状和特点开始，指出现有农村金融制度体系内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主体不作为现象，即尽管从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及其生存的法律、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等环外部环境来说，正规金融机构都远远优于非正规机构。但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并未发挥主导性支农作用，反而出现了明显的“离农”趋势，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得不到足够的外源性融资，就连农村内部的金融剩余也因为缺乏自由拆借的合法途径而大量流失。正是这种正规金融供给的短缺导致了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　　 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政府的博弈源自现有制度的不均衡。　　 第三章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主要形式和发展规模，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独特性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正是由于现有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使民间大量的金融需求难以通过现有制度获得满足，因而在制度的边界之外出现了非正规金融的自发性生成。但由于制度的变迁总是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由于没有合法的生存环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非正规金融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监管的力度。对于政府而言，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所具有的信息成本低、交易灵活和与农村地区天然具备亲和力等优势确实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并未对非正规金融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政策，而是在一种“尝试性包容”的态度下寻求与非正规金融的博弈均衡。　　 再次，管制成本和非正规金融利率水平影响显著。　　 在第四章本文对以政府和非正规金融为主体的博弈动态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与相关文献中的模型做了区别。指出政府监管非正规金融的沉淀成本和非正规金融交易的利率水平是决定博弈双方采取何种策略行为的关键变量。政府监管非正规金融所需要的沉淀成本越多，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容忍度就越高，非正规金融机构从事交易的机会就越大。而非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致黑市的形成，这对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是非常不利的，政府就越有可能进行管制。在章末对我国金融扭曲度在1991-2002年间的起伏变化从政府和非正规金融博弈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指出这两者的反复博弈行为确实会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抑制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重在疏导非正规金融体系。　　 结合前面几章的分析成果，本文在第五章提出：因正规金融体制已相对成熟，因此需要结合政策的导向对以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向进行调整，发挥其在支持农村经济建设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中流砥柱作用；对待非正规金融则不能再以强硬管制为主，而应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现代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