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中国城市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转型。城市解放以后,长期在农村战斗和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政权接管、稳定经济社会秩序等任务。由此,城市的命运被重新塑造,城市化的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研究以1949年前后的南京城市结构变迁为个案,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尝试用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变迁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等,分析城市政权变更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特点。论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横断面进行详细解析,以历史大转折之年透视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即强调重点年代,又不忽视与之相关的前后时期,从而使涉及的年代能够相互照应、联系,以系统地展示时代变迁的全貌。本文试图探讨和分析以下基本问题：即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工作在农村,作为一种外来力量是如何成功嵌入城市社会的?是如何实现权力扩张的?如何改造和重构城市社会,解决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城市结构是如何转型与变迁的?社会变迁是一个长期的错综复杂的互动过程,是众多因素聚合与撞击的结果。“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宏观社会变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耦合”1。论文从宏观社会变迁的角度,以1949为切入点,对建国初南京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研究。解放后,中共对南京城市进行了成功接管,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在对城市政务机构的接管和新政权的建设中,彻底摧毁国民党旧政权机构,构建了党政合一的一元化城市管理体制。新政权重建了社会基础,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领域,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格局。在经济领域,重建金融与生产秩序,将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国营企业并进行民主化改革,对私营工商业予以扶持和限制、改造,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城市经济实施了初步的计划管理,发展方向由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型。社会整合与改造方面,新政权努力解决失业、游民乞丐、娼妓、贩毒等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城市病”,使旧社会长时间不能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得以成功治理。在社会组织变迁方面,新政权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清理、改造与重建,实现了从“社会团体”到“人民团体”的转变。同时,新政权加强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通过文教机构的国有化和文化社团的官方化,建立了一个高度国家化的文化组织体系,由过去的多元文化向新时期的一元文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接管了旧南京的教育事业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和改造,改革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制度,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与单一专才教育模式。教育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实现了教育机构的国有化。二是确立新闻宣传的新导向,私营传媒经过改造消亡和中共新闻体系的建立使新闻业经历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型。三是改造旧文艺,建构了高度一元化、意识形态化的新文艺范式,实现造成了文艺的组织化与作家身份的嬗变。四是进行宗教革新,成功地实现了城市宗教团体的改造与转型,造成“洋教”本土化,实现国家对宗教界的有效组织控制。总之,1949年后的城市社会变迁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是一种有计划性的变迁。这种新社会是国家权力高度扩张,国家社会合为一体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通过清除旧的社会结构,并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城市社会组织体系,建立了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控制。其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组织化、社会整合动员化、社会生活政治化。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做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其深层原因在于国共两党整合社会的模式不同。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城市管理体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治理社会问题,但造成了政府权力的边界无限扩张以及社会中间力量的萎缩,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活力与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