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作为保障社会秩序最严厉的手段,整个实施的过程都影响到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关系到社会最重要的公平正义。而减刑假释作为我国刑罚执行变更的重要形式,影响着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司法过程中,对刑事处罚“重入口轻出口”,即重视打击犯罪,对刑罚执行过程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一点从法律条文的数量上明显可见,刑事诉讼法只是对减刑假释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进行有操作性的设计,实践中所依据的多是法律文件,层次较低,内容不够严瑾、规范。目前的减刑假释裁定程序行政化特征明显,忽略了相对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在现有资源下,可以对减刑假释进行三方构造设置,让相对人成为减刑假释的一方当事人,对整个诉讼过程起到推动作用,赋予其自我救济的权利。而且,诉讼化构建有利于限制公权、促进公正。程序或许并不一定被频繁使用,意义在于为理论上和实践上均存在的冲突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处理方法。减刑和假释裁定程序十分相似,如适用对象基本相同、参与主体完全相同、现行程序完全相同等,可以进行类似的裁定程序设计。本文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现状,指出了减刑假释开庭审理的背景,然后介绍了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研究情况,认为我国对减刑假释进行研究的不够充分。在文章正文中,笔者分析了减刑假释的自身属性、司法实践中对减刑假释的定位、减刑假释的权利特征,指出了现行裁定程序中的主要问题：司法行政化、审理形式化、提请不合理、主体客体化、救济缺失、裁决文书不规范、诉讼效率低等。针对诸多问题,笔者提出了由服刑人员直接向法院请求减刑假释的新主张,并对减刑假释裁定程序诉讼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必要性方面主要从法理、服刑人员利益保障、司法公正三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诉讼化构建；可行性方面对诉争内容、参与主体、平等武装等要素进行了分析。对减刑假释裁定程序的诉讼化构建设想如下：服刑人员提出诉讼请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辩意见、审判机关居中裁判,进行三方构造。其中重点分析了不同主体提请减刑假释的利弊,服刑人员直接向法院提请的价值,另外对案件管辖、审理程序、权利保障、裁决形式、救济程序等进行了初步设想。考虑到司法实践现状,从更好地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实行由行刑单位提请减刑假释为主、服刑人员个人申请为必要补充的折衷的程序启动模式。刑事诉讼程序有二层法律价值,一方面是打击犯罪,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权。对于公权力来说,程序越复杂,载量权就越小,权力主体倾向于简化程序、反对程序；对于权利主体来说,对公权的制约则体现了对权利的保障。任何诉讼程序的设置均是对利益主体冲突的解决提供规范,而不同的程序会反映出不同的诉讼价值取向,“刑事诉讼的整体目标应当是使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与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得到大体上平衡,并为此而确保诉讼过程的公正性、人道性、合理性”。①在笔者撰写本文期间,适逢全国人大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是“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诉讼只是手段,绝对不能成为目的。笔者对减刑假释程序问题进行探讨,意在通过完善程序,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思想在减刑假释裁定程序中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