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代中国政党制度史,先后经历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和多党合作制四个时期,清末民初多党制作为缘起,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承担着本不属于它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多党制是西方现代政治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对它“移植”的过程也是“异化”的过程。首先,多党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派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派系何其多,它们都以利益为基点向两极化发展,一是革命派,二是立宪派和地方势力派,派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多党制的运作模式和政党间的分化组合。其次,清末民初政党林立,各政党的主义、党纲、党章、党纪、党员组成、经费来源都大相径庭,造成这一时期政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重党德轻党纲,群众基础薄弱,跨党现象严重,党魁权威绝对化都是这一时期政党的特点。再次,由于政党组织不健全,制度不完善以及“宽容”精神的缺乏,多党制下的政党关系表现为鱼死网破的斗争关系,以金钱、武力为经常运用之手段。政党政治移植,本身动机十分美好,但多党制并不能像时人所期望的那样引领民主体系的建立,反而上演了一出争权夺利的闹剧。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为多党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中国是一个拥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专制是一种习惯,它对多党制是绝对排斥的。其次,清末民初的国民民主意识淡薄,不能成为民主政制的坚强后援,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政党政治的诉求,多党制最终在封建官僚势力破坏下失败了。再次,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多党制在不能完成强国富民的任务时,最终会被更具有使用价值的权威性政党制度模式所取代。最后,多党制本身是不健全、不成熟的,其缺陷直接导致政党政治不能有效运作,难以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清末民初多党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所遵循的轨迹,即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这在当代中国也意义非常。正因为多党制的昙花一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民主”与“专制”的平衡,对“多数决定”与“保护少数”的考量,对“和谐党际关系”的构建等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得到的启示也颇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