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企业破产,个人破产在破产中（破产程序）与破产后（免责程序）均面临着如何保障破产个人及其亲属生存和发展权的问题,而围绕这一问题又引申出豁免财产与破产财产界分、免责债务与不可免责债务界分、失权与复权机制设置、考察期动态设置、免责的撤销与惩罚机制设计等一系列问题。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正是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旨在实现“免除余债,保障生存发展权”与“债权人利益、社会公益”的动态平衡。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纾解民事执行程序不足、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维系社会公益、顺应经济发展全球化现状等必要性考量,我国亟需建立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日渐瓦解、金融征信体系不断完善、民事执行程序和地方个人破产实践等均为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提供现实可行性,但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不少问题亟待厘清。具言之,就理论层面而言,破产个人的范围仍存在“是否应当包括农村居民”、“是否应包括独资企业等非法人单位”等争论,简易程序的启动标准仍存在“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债务关系复杂程度”等争论;就实践层面而言,存在破产程序的启动是否应要求“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这一门槛是否过分增加债权人举证责任负担、免责的惩罚机制是否仅限于刑事制裁措施抑或应包括行政制裁措施等问题,但是,当前开展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先行先试”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未就上述问题给出答案,此外,《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未明确规定“免责撤销程序的启动时效”、未赋予“民事执行转破产”的启动权也存在导致“免责之后的债权债务关系持续处于极度不安定状态”、“民事执行程序与个人破产程序难以有效衔接”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厘清的基础上,尝试从适用主体、程序启动、程序选择、失权复权、惩罚机制五个方面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提出有益建议。具言之,首先,在适用主体上,应在与“法人”概念相对的意义上使用“个人”概念,使破产制度主体周延,即涵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以及合伙组织等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质自然人”;其次,严格区分破产程序与免责程序并分别设置不同的门槛或准入条件,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应当涵括债务人、债权人和法院三方,借鉴域外的“收入测试”作为破产启动条件;再次,在一般程序之外另设简易程序,以债权债务关系的简繁程度作为程序选择标准;复次,采取“固定期限与灵活期限并行”的动态化考察期模式,并与“激励与惩罚”机制相捆绑;最后,对于“免责撤销”应当采取“列举+开放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还应当建立包括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在内的惩戒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