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阴霾仍未消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迫使中国经济亟需找到稳定的增长点。如何提振内需、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居民消费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家庭部门贷款额近年来不断攀升,也引发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理性的消费者将在当期收入的基础上,通过借贷和储蓄来平滑收入。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贷款门槛和贷款成本会影响消费者的决策。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前,会衡量借款人的工作稳定性、收入水平、资产财富水平等因素。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水平、资产财富水平不同,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也会存在差异。同时,收入和资产财富水平的差异也会使居民在流动性约束程度、获得贷款难度、未来偿债压力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居民收入、负债、资产的典型特征。对于居民收入情况,首先分析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动情况,了解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其次分析不同收入组群居民的收入差距。了解到居民收入近年来增长速度较快,存在地区不平衡和城乡差距,即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且区域、城乡间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对于居民资产财富情况,利用CFPS调查数据2014年、2016年、2018年数据,从微观角度可以发现,近年来家庭资产财富水平大幅提升且房产财富始终占家庭总资产的85%以上。对于家庭负债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近年来家庭贷款存款比值不断上升。如果从贷款目的和贷款期限来看,经营目的的贷款占比和短期贷款占比明显提升。对于家庭消费情况,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发现,2014至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性支出不断增加,恩格尔系数也不断下降,这种转变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出现了“量质齐升”的特征。然而,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与影响,2020年家庭消费数据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过去十多年的居民消费演变特征。为此,本文选择考察2019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结果发现食品烟酒、居住和交通通信是城乡居民支出占比最高的消费项目。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方面的支出占比更高,而衣着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更低,这一数据对比说明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已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未消除。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占比更高,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在深入了解中国居民收入、资产、负债、消费的典型特征,以及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后,考虑到区域、时间及家庭特征等因素,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并利用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简称CFPS数据）,考察家庭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总样本按照居民收入水平、资产财富水平分组,分别进行考察。本文选择家庭负债与资产财富的比值作为家庭杠杆率的代理变量。之所以选择资产而非收入,一是考虑到资产更稳定,会减少消费者储蓄动机,且更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认可;二是我国近年来房价不断攀升,带动居民资产财富水平随之变化,且变化幅度高于家庭收入。为研究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将消费性支出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及享受型消费两大类,并分别考察家庭杠杆率对这两大类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也考察了家庭杠杆率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及对非食物消费支出（即等于1减去恩格尔系数）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家庭杠杆率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性支出。同时,家庭杠杆率对发展及享受型消费和耐用品消费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降低恩格尔系数。在对总样本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房屋财富进行分组回归后发现,上述结果依然成立。第二,对总样本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为四组,考虑到当期流动性约束、未来偿债压力以及家庭对不同类型消费弹性等因素,家庭杠杆率对于中低收入群组消费性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高收入群组的发展及享受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低收入、中低收入群组耐用品消费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对总样本按照家庭人均房屋财富分为三组,考虑到住房兼具需求与投资属性等因素,家庭杠杆率对于中等房屋财富群体消费性支出、发展及享受型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对于低房屋财富群体、中等房屋财富群体的耐用品消费影响均非常显著,且影响程度较为接近。对于高资产群体而言,家庭杠杆率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第二,加快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第三,提供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产品,满足家庭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