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资源。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合理化的祛魅过程,经济-技术思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可量化和可计算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造成人的个性完全泯灭、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不断丧失,这让韦伯陷入到宿命论式的“理性的铁笼”之中。可以说,韦伯关于现代性社会论述的深邃与广博不仅促使当代自由主义者们讨论和复兴其合理化社会的祛魅过程,更是成为了一面反观自由主义政治方案的智识之镜。韦伯的两个弟子——卢卡奇与施米特——在认同其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在政治理论的维度上积极回应其关于现代性的合理化论题。在他们看来,正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思维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现代性的抽象化进程背后蕴藏的是技术理性蔓延至各个领域的危机。作为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回应,卢卡奇与施米特在1923分别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二人都试图超越韦伯的现代性范畴,在反对韦伯式自由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新型的政治替代方案。首先,卢卡奇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构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将其作为唤醒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来源,以实现摆脱经济-技术思维的意识革命。与此相应,施米特将对技术理性的分析蔓延至政治领域,认为理性化主导下的经济-技术思维消弭了政治的概念,而只有强调政治的决断性才能摆脱现代性带来的政治危机。从反思两种政治理论路径的视角看,无论对于左翼社会批判理论抑或右翼威权主义,面对韦伯的现代性论题,两者可探索、可思考的对话空间正是谋求政治现实的新出路,这也是应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政治哲学危机的根本出路。在经济-技术理性思维的批判下,现代性的技术政治问题凸显出来,卢卡奇与施米特在韦伯“政治抱负”的指引下开始追问政治的真正含义,以期重建政治的正当性思想。对此,两人以韦伯的社会学方法为出发点,试图从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分析中探寻最好的政治形式,在吸纳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基础上,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正当性论证。对于卢卡奇而言,无产阶级是超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直接性的历史主体,但其阶级意识的觉醒却需要经过许多中介才能完成,只有当其在自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政治诉求,即人类的政治解放。而施米特则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看到了敌友关系的生死斗争,并将其置于现代性背景下探寻“崇高的政治”的真正含义。“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政治的概念》)。在施米特看来,决断敌友是构建政治正当性的重要基础。至此,卢卡奇与施米特分别将阶级斗争说和主权决断论视作反思现代性的根本出路,以及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正当性基础。卢卡奇与施米特对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求解表明,无论对于左翼的阶级斗争观抑或右翼的主权决断论,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上,其对政治意涵的解读与社会方案的建构为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和理论价值。二者对韦伯现代性范畴的所做出的理论超越,为当代自由民主问题的多种讨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与开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