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罗,即阎罗王,又称阎魔罗王、阎魔王等,是中国人非常熟悉阴间之王。他是一位重要的极具文化意义的神话人物,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他的信徒最广泛,但他却并不像西王母、玉皇大帝那样是中国本土的信仰神。实际上,阎罗王是印度文化的产物。当阎罗王随着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大地之时,便借助于中国富有本土特色的生死观与冥界文化,进一步结合道家神仙观念与儒家孝亲观念,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信仰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位神祗。阎罗信仰在东汉末年伴随印度佛教东传而来。到了晚唐,地狱由十位阎王共同主持。地藏王在地狱中执行审判监督和救赎灵魂的作用,加上负责审判的四位判官、负责记载的文员和负责捉拿灵魂的牛头马面等冥使,构成了冥界地狱的统治、管理体系,正如人世间的官场——各类角色均仿照得一一到位。纵观阎罗王由印度到中国历经两汉魏晋至唐宋时期这一长久的演变过程,其信仰和形象都完成了本土化。在这一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阎罗王形象从印度化神像的传入到完全完成本土化的大致时间段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的时间段基本一致,即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唐宋是其重要的转折期,在宋代基本完成本土化。阎罗王形象的本土化与佛教其他神祗类似,都是与其信仰的本土化息息相关。形象本土化总是紧紧跟随着在信仰本土化,即先在概念上和信仰上被中国民众接受,之后才出现了神祗造像。但信仰与造像之间的间隔是比较短暂的。至于原因众说不一,即关于信仰与图像是否同时存在并传入的分歧。第二,阎罗王形象本土化历程中出现了一定独特性,即出现了对中国本土神灵信仰的“套用”现象。阎罗王在刚刚进入中国民众的视野,嫁接在已经形成一定影响的本土地狱神泰山府君身上,所以在冠名、神性、形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对其“套用”的现象。本文认为这可能是阎罗王形象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中国化的关键因素。另外,早期的阎罗王图像的散佚、丢失,也可能是导致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已经呈现出中国神特征的早期阎罗王形象的原因。第三,在其从东汉末年到唐宋演变的历程中,阎罗王形象并不是完全遵守时间这一个线索在逐渐变化,而是既有时间因素也有其他因素。比如,阎罗王形象在唐代以前显示出高度的中国化特点来,但到了唐代地狱信仰和地狱变相图兴盛的时候,在某些时间和地区又出现了浓厚的西域式画风和造像特点。传为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和《八十七神仙图》作品中将西域宗教造像的特性和佛教造像的形态特征表现的一览无余。唐五代时期是阎罗王形象的最重要的衍化期。此时期,地藏信仰与十王信仰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地藏十王组合式的信仰和图卷,为此后阎罗王形象的主要存在形式。宋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为十王图像分离作了铺垫,而水陆法会悬挂十王像的教俗为十王图像的兴盛提供了契机,这是宋代以后十王题材的水陆画大量出现,甚至远销日本的主要原因。在阎罗王本土化历程的原因研究中,本文认为这一过程既有印度佛教向中原文化积极靠拢的倾向,也是中国民众信仰务实性在当时社会政治的认可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