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世界的古典诗词一旦进入英语世界，由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带来的冲突与交锋在所难免，英语文本世界遭遇的阵阵剧痛不禁触发人们在大量古诗词翻译实践之外进行反思。如果翻译是“化”，那么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之化”则诚非易事——众所周知，诗歌本身具有顽强的“抗译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以“意象”为翻译研究对象，通过语言学隐喻理论来揭示古诗词翻译过程中“意境”传达的实质。运用语言学理论进行“意象”翻译研究，可以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这一课题注入更多的客观因素，从而最大限度的克服因个人知识结构、审美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造成的翻译批评的紊乱。借助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为“意象”翻译研究拓展了三个隐喻空间：“修辞隐喻”，“认知隐喻”和“语法隐喻”。这三个连续的隐喻空间组成了一条语言学框架下“隐喻”研究成果的时间序列，同时也构成了本论文三个紧密联系的主体。“修辞隐喻”无疑是研究隐喻最为古老的研究路径。它将隐喻看作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违反选择限制规章的非正常语言方式。在“修辞隐喻”观照之下，“意境”传达的焦点是“隐喻式意象(metaphorical image)”与“非隐喻式意象(non-metaphorical image)”。两者又可进一步可分为“静态意象(static image)”与“动态意象(dynamic image)”两种。我们认为：i)对于隐喻式意象，译者对“意境”采用的是“重构运思”；对于非隐喻式意象，译者对“意境”传递采用的是“还原运思”。ii)在“重构运思”中，意象结构并非完全对等地从汉语移植入了英语，转换过程中会出现：a)意象句法结构的缩小(condensation)；b)意象句法结构的扩大(enlargement)两种相反的现象。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为“隐喻”带来了认知语言学这一研究路径，“认知隐喻”这一隐喻研究的全新范式便应运而生。“认知隐喻”是对“修辞隐喻”的一种扬弃，在这一框架下隐喻成功的跨越了自柏拉图以来历时千年的“修辞格论”藩篱，开始被视为一种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认知手段，一种作用机制为源域(source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跨符映射(projection)。在“认知隐喻”观照之下，我们认为意象成为英译文读者与意境之间的桥梁，起到激活诗歌“意境”的作用。然而由于隐喻存在的客观性与古诗词句法空间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意象与隐喻在诗句中往往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独特的融合视角构成了“意喻体”(metaphor-image entity)，即本文提出的意境结构假说中的核心成份。根据这一意境结构假说，译者必须在考察意象与隐喻之间的权重关系之后做出判断，假如意象权重大于隐喻(imagery> metaphor)，则译者的对“意境”的运思为语义还原(semantic reproduction)；相反，如果隐喻权重大于意象(metaphor> imagery)，则译者对于“意境”的运思则为隐喻重构(metaphorical reconstruction)。韩礼德的“语法隐喻”是他所开创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它继承了“修辞隐喻”和“认知隐喻”对隐喻研究的基本思路而又迥异于两者，在“语法隐喻”框架下，同一种语言意义的表达具有通过不同的语法结构而实现的可能。韩礼德据此认为：与我们感知、经历外部世界方式靠近的语法结构表达是一致式语法隐喻(congruent form)，而与我们感知、经历外部世界方式较疏远的语法结构表达为“隐喻式语法隐喻(metaphorical form)。在“语法隐喻”观照之下，这两种不同的隐喻形式对于“意境”传达的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译者不同的“语法隐喻”风格。同时，我们认为“语法隐喻”风格也可以成为译者风格研究的一种全新思路。最后，本研究总结了意象与意境之间的三大隐喻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由“还原运思”与“重构运思”组成的的古诗词意象翻译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提出旨在为今后英译中国古典诗词“意境”传达的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