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学”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孔子的君子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它有其发展成熟的思想土壤和时代背景。在对当时的天命思想进行推进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君子之学”。孔子的“君子之学”以“仁”为哲学依据,以“识仁”、“立志”、“博文”、“约礼”为修养工夫,以“文质彬彬”、“和而不同”、“乐”为境界,构成了一套既合情合理又充满逻辑的君子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的确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本文拟以《论语》一书中的君子思想为视角进行考察,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从天命观的角度来论述殷商时期的“卜筮之学”到孔子“君子之学”的转变,以此来说明孔子君子思想的提出有其悠久的天道背景,进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述孔子“君子之学”提出的重大意义。“君子之学”的确立跟殷周天命观的转变密不可分。殷商时期的“帝”全能而不全善,人们的命运全都在上帝的笼罩之下,所以此时的“卜筮之学”十分兴盛,人们希望通过祭祀和占卜来获得上天的旨意以趋利避害。到了西周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周初统治者一方面保留了天的主宰性,但一方面也给天加进了伦理的内容,把天命与统治者的德性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对以往的天命观又进行一次大的转变,把天命下贯到每一个人的心性之中,为德性找到一超越的根据,进而导致了“君子之学”的提出并决定了此后儒学发展的大方向。第二章主要探讨孔子君子思想的哲学依据。“仁”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超越性根据,是道德主体的种种道德品质、道德行为的根源和本体。因为“仁”是人人本有的,所以每个人去做一名真正的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都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已的道德修养,需要具备种种道德品质、道德情感并且须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之中做出合理恰当的道德行为,从而凸显出作为道德主体的永恒价值,挺立每个人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即内在地超越。正因如此,人们在成圣成贤成君子的修养过程中,自能寻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和灵魂的皈依之处,而不必再借助于宗教。这就是孔子君子思想的哲学依据。第三章重点论述在当时礼乐背景下的君子修养工夫论。在孔子那里,君子人格是每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并且这样一种人格并非遥不可及,通过种种工夫修养,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君子的境界,都可以成圣成贤。这就首先需要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有真切的认识与自觉,进而确立坚定而长远的志向,这就是“识仁”与“立志”。孔子自述自已的一生时,以“十五而志于学”开始,这正表明了以自觉为前提的“立志”是孔子修养工夫的逻辑起点。而具体的修养手段,又不外乎两种,即“博文”和“约礼”。在当时礼乐文化的背景下,所谓“博文”的工夫,就是对当时的各种历史文化、方策典籍进行广泛地学习,如《诗》《书》《礼》《易》等六经;所谓“约礼”的工夫,就是在日常伦理生活中按礼行事,进行道德践履,培养自身的内在德性。并且,“博文”、“约礼”两方面的工夫应该相须为用,这两者是我们的道德生命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第四章讨论君子之境界,也即是一个士人君子在经历了人生无数摸爬滚打的磨练阶段之后所达到的一种上通天命和天道之自由、超越的境界。此种境界已经超脱了各种道德德目的约束和形下层面贫富贵贱的种种局限,而进入到了一种精神世界的自由,呈现出一派洒脱和乐之气象,并由此决定了整个儒家带有一种“乐感”基调。具备这种境界的人表现于外就是一名“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他既有真诚的内在情感和纯正品质,又有恰当的文饰、仪态等外在精神面貌。这是质与文、内在与外在、精神与仪态的统一。从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上看,经过修养之后的君子又具备“中庸”之德,他能够以和为贵,不阿谀奉承、朋比为奸、排除异已,追求多样性的统一,善于把握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平衡,懂得尊重他人他事,不以自我为中心。总的来说,“文质彬彬”、“和而不同”、“乐”是每一位从事于学的君子所应当达到的境界,它体现了一种上通天道之自由与超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