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全球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以往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转入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开始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目标所示：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本文是从经济学和法学的双重视角，从公平和效率两个角度，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和所谓内在价值。不同学科、哲学观点和思想派别对生态系统价值的认识方法不尽相同，概括起来可分为两种，即功利(即以人类为中心)价值范式和非功利价值范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根据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A)的概念框架，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因素被称之为“驱动力”，包括直接驱动力和间接驱动力两种。 除了自然因素是构成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以外，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也是构成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人类活动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这就是说，人类活动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从而直接影响人类福利。因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人类福利具有多重成分，包括维持高质量的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自由权与选择权、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等。 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分析，着眼于利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设计以市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手段，使经济的外部性内在化，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目标，进而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化。 生物多样性资源自身具有(准)公共物品性质，因此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补贴等激励方式鼓励私人提供此类公共物品。 如果将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生产、供给放到市场中，则由于这一生产活动存在正的外部性，厂商按照私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来确定供给，由于厂商的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造成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生产供给不足(小于社会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成本水平)。 同时，在其它产品的生产活动中，如果需要生物多样性资源作为投入品，则这类生产活动就有负的外部性。如果由于产权不明晰、政府管制无效时，这类厂商所支付的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必然会使得这类厂商的产品的私人收益>私人生产成本(而实质上，这类产品的社会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成本)，使这类产品产生过度供给和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过度需求。 因此，在机制设计上，一方面从生物多样性资源供给不足的角度考虑，另一方面，要从其它消耗性生产的负外部性角度考虑。在生物多样性资源供给不足的对策上，要参考公共物品以及正外部性问题的对策理论，而在后者主要从科斯定理角度来设计解决。 目前，我国正在讨论和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本文认为，生态补偿手段总体上分为政府管制和经济手段两种。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以保证政府干预措施的实施，这是解决生物多样性资源公共产品外部性的一种途径。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法律内容应当包括：激励措施、生态税、生态基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办法、自然保护区立法、传统生态知识的保护、遗传资源的保护办法、生物技术的专利性与安全性立法、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制等。解决外部性的另一途径，是依据科斯定理，改革产权制度，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手段(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这种手段的运用同样是以法律、政策为支撑。 从法学视角研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分析影响生物多样性各种驱动力的变化，为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提供理论指导，从而解决生物多样性资源因公共物品特质和外部性问题引起的供给不足和过度需求，进而达到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不同组分的目的。在设计法律制度时，我们认为，应遵循三项基本原则。首先，法律制度应体现公平和正义原则，这是法律制度内在价值的体现；其次，法律制度的设计还应注重效率，体现法的效益观；最后，还应着重考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环境立法的核心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当代社会法律体系生态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根据MA提供的主要直接驱动力对不同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程度和变化趋势，在多种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中，本文认为，应重点加强自然保护区法、土地法、大气环境保护法、生物安全法、渔业资源保护法、草原资源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同时，应重点研究上述法律中的核心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生物技术的专利性；植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及其安全性的法律规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制等。通过体现法律核心价值的公平、正义观、效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来设计上述法律制度，以达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从而实现人类福利最大化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