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历史的又一高峰，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宋初经学思想进行研究的理论要求也渐渐凸显出来，即不同于从应对佛道理论挑战的道统论的角度来标宋明理学之“开新”，而是从被视为儒家主体的经学研究出发，去进一步挖掘宋明理学之理论资源。因而据此，本文便选取宋初疑经思潮代表人物刘敞为基本立足点，试图通过对刘敞及其著作的分析，来看刘敞的经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综合来看全文所主要面临的问题有三:刘敞为什么要疑经？刘敞疑经思想如何？对其经学地位又该怎么评定？并进而以此三个问题的解决为目标，以刘敞的怀疑精神为线索，遵循“为什么疑”，“怎么疑”，“疑的意义与启发”这一研究思路全面展开论述。
　　在绪论中，主要是交代选题依据、关于刘敞疑经思想与刘敞经学地位的研究现状，并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行大略交代。在第一章中，则是主要交代刘敞的生平与著作。刘敞的生平侧重于对其家族、仕途、为人及思想的简单介绍，而著作部分，则偏重于从著作及其成书先后等方面进行论述。在第二章中，主要介绍刘敞疑经思想的时代背景——唐宋之际疑经风气的兴起。在此部分，主要是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佑文政策、制度变革、庆历新政、古文运动，与经学内部思潮变迁——反对“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要求回归经典重新挖掘圣人之道这两个角度进行立论。此章解决的问题是刘敞为什么要疑经。
　　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文章的主体，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刘敞是怎么疑经的。关于刘敞对经典的“怀疑”态度，笔者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进一步剖析的。刘敞怀疑经典，从经文出发反驳汉唐注疏，一方面是采取与汉唐类似的注疏形式进行反驳，另一方面则是抛弃注疏的形式，以记、论、议等方式进行反驳，而相比之下，后者是前者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反驳:因为不只对以前的思想有破，还包括“己意”之立。前者是为“驳传、疑经”，以《七经小传》与《春秋》五传为代表，后者是为“议论解经”，以《公是弟子记》与《公是集》为代表。
　　据此思路的划分，笔者在第三章“驳传、疑经，回归经典”中，主要是依据刘敞分别对于传、经的怀疑而将之分为两节:第一节为“驳传以尊经”。通过对以《春秋权衡》和《春秋传》为文本的研究，得出刘敞“平三家之得失”、“断以己意”的驳传路向。具体来讲，刘敞立足于其尊经的经学立场，认为左氏不传《春秋》，而对《左传》的辩驳分析又以孔子修经的本意——尊王思想为依据，认为左氏、杜预之说未得圣人之意，是出于一己之私的妄说;对于《公羊传》，刘敞则从尊圣人“微言大义”、贵圣人之“笔削”的立场，对之进行了批驳，认为公羊家之说也是出于一己之私的妄说。正是在驳传注与重新训释经文中，刘敞基于尊经、尊圣的立场而进一步指出《春秋》经文的本意即是通过褒贬是非而通达王义，学者应当以此褒贬为本，而不能局限于章句之学，拘泥于礼制文质之末。综上，表现了刘敞对经典的诠释往往能够开拓出超越旧说，直探本意的诠释风格。可以说，刘敞对以往的诠释，既不“轻议”，然而也不任意曲解，往往说有所据，以达经典本义，度圣人之“意”。
　　第二节为“疑经改经”，以《七经小传》为主要研究文本。通过对《七经小传》的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刘敞在“改易经义以就己说”、“以己意改经”、“自出新解”、“推究经理”等疑经方法下，在疑经、改经中发挥出了许多新见解，如刘敞在《尚书小传》中认为人性含有九德，但仍需德性相济，才能为成德;在《论语小传》中不以“仕之先后”辨“先进”、“后进”之别，而是从本末的角度，认为礼有文质之分，而诚愨之质当为礼之先、礼之本;不以“眠”释“寝”，而代之以“内寝”释之，表现其对礼制思想的强调;一反“利”之“利益”的旧解，以“动”释“利”，对“仁者”与“知者”从动静的角度解释，表现了其中蕴含的“明善诚身”、“知先行后”、“行中高知”等的思想;而在对“博施济众”的“兼利”、“兼爱”与“乐其性而得其生”的解释中，既表现了对前人思想的承继与发展，也对其后宋明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颜子所乐何事”的问题有自己的阐发。综上可以说，刘敞在体贴“圣贤之意”中，亦发现更深层的、前儒未释的新义，从而焕发出经典文本新的生命智慧。
　　在第四章“道德之本的考量”中，则主要是以刘敞的学术主旨为统要，以《公是弟子记》、《公是集》中的记、论、议、序、箴等部分的文字分析为例证，从议论解经的方式，看刘敞是如何在怀疑经典中进一步立论的。在第一节“本于理而一道德”中，主要指出刘敞认为道德之本在于理——礼，并从“同、和而一”的角度提出“一于道德”之说。而此观点，宋初知识分子如张知白、王安石等也有各自不同的阐发。在第二节“礼本于忠而体之敬”中，主要讨论刘敞从体用的角度对礼进行分析时，除讲礼之文，即变节次序外，又将礼之“质”进一步从本与体的角度细分为“忠”与“敬”，并指出“忠”、“敬”、“文”三者是密切关联、缺一不可的，如此才能立礼。刘敞虽然主张为学应务本，自然对礼也是更注重“忠”、“敬”之质，然而刘敞并非不注重礼之文。对此，刘敞立足于礼之“变节次序”的含义，又对礼之常与变进行了阐发。在第三节“性情论”中，主要对刘敞性善、性九品、性与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性善论中，刘敞在与欧阳修等的学术互动中，反驳王安石等性学观点，坚持性为实有，反对性无之说，认为性含九德而为善。对于性的等级划分问题，刘敞既对唐代韩愈、李翱等的性论有所继承发展，将性三品说发展为性九品说，但又能自出新意，将性的划分依据归之于“愚智”之与事实知识相关的智力问题，而非“善恶”这一价值判断问题，认为两者不是一个问题，此与后理学家张载“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划分方向是一致的。最后，对于性情关系，刘敞从形神的角度进行了阐发，一方面承继唐代李翱的性情观，认为性善，而人之所以有不善是因为“情不使”，另一方面，刘敞又进一步对情恶的根源从情之不使、物有蔽的角度进行解说，与其后宋明理学物欲之蔽的解说路向一致。
　　最后结语部分，对于刘敞的经学地位及其影响，则从“‘始异诸儒’是否成立”、“‘稍尚新奇’的经学哲学影响”这两个角度进行讨论，前者侧重于从肯定其经学地位的方面来看，后者则进一步从总体上来看其经学哲学上思想之新奇性，及其性理思想、怀疑精神对宋明理学的启发。其中思想的新奇性，主要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指出刘敞对经典的诠释往往能够开拓出超越旧说，直探本意的诠释风格，而另一方面其解经又往往能另出新解，从而在体贴“圣贤之意”中，亦发现更深层的、前儒未释的新义，从而焕发出经典文本新的生命智慧。其性理思想的启发方面，则指出刘敞在其性学思想的探讨中，已经开始深入到性善、成圣等问题，其中的一些性理意识的阐发，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最后从怀疑精神出发，将刘敞以记、议、论、序、箴等议论解经的方式与理学语录体等理学表达方式相比较，来看刘敞怀疑精神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