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的先锋之一。终其一生,伍尔夫经历了三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十世界的上半叶,英国同样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因此,作为一个生活在战时英国伦敦的知识女性,伍尔夫致力于用她的方式表达对战争的看法和对人们境况的关注。　　 自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欧洲的极权主义氛围逐渐浓厚。由于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并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国家、政体和意识中,英国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极权主义因素并反映在英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1925)讲述了在一战后的英国,达洛维夫人为筹备晚上的宴会的一天。《三基尼金币》(1938)表达了伍尔夫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并提供了伍尔夫的解决方案。《幕间》(1941)是伍尔夫的遗世之作,直白地表现出她的战争观和女权主义主张。　　 根据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通过分析伍尔夫以上三部作品中的战争观,本文试图论证女性在战争环境下抵抗极权主义的重要作用。除了导论和结论,本文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指出《达洛维夫人》和《幕间》中体现的人类的孤立和孤独——这也正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以及普遍的信仰的缺失。第二章讨论了一战后极权主义氛围逐渐浓厚的条件下,暴民从群众中分离出来,与知识界的精英结成短暂的同盟,肩并肩地走向战争。他们将恐怖主义转变成一种表达失落、厌恶和盲目仇恨的发泄口,将战争视为采取暴力和恐怖的极端有效的手段。伍尔夫认为二战的导火索法西斯主义,源于父权制。伍尔夫认为女性的舒缓力量能够解救人民于极权主义的灾难之中。第三章讨论了由于战争以它经常性的任意屠杀而成为恐怖、暴力和死亡的象征,成为了法西斯试图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全盘性解决方案。显然伍尔夫并不认同于此,并在她的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战争和极权主义的批判。女性除了在家庭中的作用和责任之外,她们承担着重新建立更好的世界的国际责任。只有女性力量才能帮助世界存续并重新获得公平、平等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