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三农”问题这一瓶颈。农以土为本,土地问题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国家就不断地利用农地产权制度引导着人们在一定的自然约束条件下对农地的利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以绩效作为衡量指标,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农地产权结构对农地利用效果的影响,对于提高农地利用的绩效,探索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理论研究的热点与实践需要,论文从农户层面入手,首先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农地产权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然后借助规范分析方法对农户利用土地的结果(农地利用绩效)进行定量评价,并以“行为”为基本途径,分析了农地产权对农地利用绩效的影响；接着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建国以来随着我国农地产权结构的演变农地利用绩效的不同变化；并借助量化分析的方法,以陕西省为例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以可持续的农地利用绩效为目标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农地产权究竟是如何影响农地利用绩效的?就可持续利用目标而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完善的方向究竟是什么?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文主要获得以下四条结论：(一)不同性质的农地所有权安排会影响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动机与目标,进而影响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地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会导致农地不同的利用绩效。若农地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则通过产权对农户的激励作用,能够提高农地利用的经济绩效；当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时,可以间接地通过农户的行为提高农地利用的社会与生态绩效；集体产权所有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产权组织形式,适合现阶段中国实际。(二)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应为农户,使用权权能界定越清晰、稳定性越高,越有利于农户对未来预期收益的确定,越有益于职能部门通过利益诱导农户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地利用绩效特别是经济绩效。(三)农地产权内部结构完整性、完全性越强,为农户合理利用农地行为提供的正向激励效应越大,农地利用绩效越高。(四)1949-2009年间陕西省农地利用绩效的变化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路径的对应关系与理论分析基本相吻合。农民所有制阶段,农地利用的经济绩效达到最高值,社会绩效处于中等水平,生态绩效处于低水平；农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阶段,农地利用经济绩效下滑。这一时期的经济绩效处于六十年间绩效趋势线的凹部位,社会绩效水平不高,生态绩效不乐观；农地集体所有、农户经营阶段,农地利用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开始好转,并随着农地产权完整性、完全性的不断完善而持续提高。这一时期农户基于对经济绩效的追求,很少考虑农地生态效应,对农地利用生态绩效地提高主要依靠国家来进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从农地可持续利用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绩效出发,依据每种绩效相关产品的私人或公共属性,论文提出适应农地可持续利用的三层次农地产权理论模型。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结构与理论模型对比,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建议：完善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形式及管理体系,在适当时机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农地的所有主体身份确定为国家,以提高农地利用生态绩效；经济绩效类产权应该逐步取消对农户农地利用主体身份限制,完善现有法律,增强经济类产权完整性、完全性,促进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社会绩效类产权方面应消除当前征地权主体多元化的弊端,确立发展权,以农户权利与利益保障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提高农地利用社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