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一切重要概念与基本问题,都可以放到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中来讨论。密尔用功利主义证成自由主义开辟了一反契约论传统的新路径,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也留下所谓“理论融贯性”问题的诟病,即他的大多数批评者认为他的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难以自洽。然而,正是功利与自由的非自洽性,拓展了探讨道德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空间。本研究旨在提供这样一个历史主义的分析框架:17世纪自由主义的诞生标志着自古希腊以来善与正当关系的历史性颠倒,新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求保障持守不同善观念的权利,18-19世纪诞生与发展的功利主义正是这一政治秩序的逻辑后果,同时也是对旧有道德与政治信念中保守人性与先验论理性的双重背离,故功利主义以利益与效果评判善恶既适应了人们在政治权利获得保障后转而追求经济效益的历史趋势,也成为18-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由此可见密尔用功利主义证成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然而,17世纪自由主义的保守内核即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受到侵害与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仍有本质性冲突,故当经济权利的平等成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时,其与功利主义的矛盾就再度爆发。由此审视密尔的“理论融贯性”问题,发现他的理论困境即源于他兼具古典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气质,他虽然用高级快乐对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进行了质向提升,但却始终未能放弃其利益与效果至上的根本立场,这样他无法回答为了多数人的功利最大化是否可以侵犯少数人的权利这一问题,而他的自由主义又恰恰把不伤害作为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条件,这一条件却不可能得到来自于功利主义渊源的任何辩护。这类问题在理论上似乎是普遍无解的。第一章评述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源流、时代背景与主要特点,以及边沁功利主义伦理观与康德义务论伦理观的对立与区别;密尔对边沁功利主义的继承与修正,密尔用功利主义证成自由主义的论证内容;密尔“理论融贯性”问题的由来与内涵。本章主要是把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交待清楚,为下面几章的分析作好铺垫。第二章主要论证,古希腊的政治秩序是善压倒正当(权利),近代以来是正当压倒善,霍布斯、洛克等人为这二者关系的颠倒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康德的道德哲学形式善大于内容善,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支撑;边沁功利主义以苦乐作为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说明它含有单一价值特性。密尔带有17世纪自由主义消极与宽容的基因,伯林看到密尔自由主义已经蕴含的道德多元主义萌芽,说明密尔自由主义要求的多样化与他的功利主义的单一价值必然会有矛盾。C.L.坦对密尔这一内在矛盾的揭示是,宣称存在少部分“不想要自由的人”的存在并可以做他们的代言人,意味着否认这些人拥有自己的善观念与自治权利,这本身就反映了自17世纪自由主义诞生以来总有人希望阻止善与正当关系的历史性颠倒,而最好地表达其理由的理论形态就是功利主义。第三章主要论证,文艺复兴之后人性不断复苏,对当世幸福的追求超过对来世的期盼,苏格兰自由派哈奇森、休谟、斯密等人的情感主义路线成为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哈奇森发展了沙夫茨伯利关于理性无助于道德判断的思想,把仁爱的对象放到“大多数人身上”,成为功利主义的直接思想源泉。休谟明确了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它只能有益于知识而不能指导行动。斯密从休谟的同情原理中得到启发,以对自利或自爱情感的辩证解读,引领了 18-19世纪个人权利重心的转移。与苏格兰自由派精神亲近的哈耶克认为功利主义的要害在于唯理主义的建构论,这种建构论的预定目的与自由主义的非目的论水火不容。斯密的自爱与他爱转换成密尔语境中的涉己与涉他,并在辛梅尔法伯对密尔的批评中又转换为私德与公德的关系问题,她认为密尔在这两个领域内划界徒劳无益。第四章主要论证,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是道德与政治哲学中的永久性难题。罗尔斯看到了功利主义必然忽视的由于自然运气不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通过他的差别原则把平衡的法码向平等方向推移一步,构成20世纪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的最大挑战。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福利方案忽视了财富来源,以持守正义来否定福利方案或功利主义等一切“模式化”方案。德沃金认为罗尔斯忽略了个人由于其选择不同而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出“敏于选择钝于境况”的资源平等原则,他把功利主义视为福利主义的变种。阿兰·瑞指出密尔把安全这样的单一性概念充当正义的整体性概念难免武断,并且即使用安全来保障的善的最大化,也仍然不能代表自由原则所要求的善的公正分配。第五章分析密尔“理论融贯性”问题的两个思想根源——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前者主要在他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出来,即对能够调动高级官能的行为方式给予明显的偏爱,这显示了他对最道德的幸福生活之答案的垄断姿态,后者则主要在他的自由主义中表现出来,即他所呼吁的最大程度的个性自由未必符合大众心理,而只是少数精英挣脱习俗道德束缚的自私性要求,这加深了他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