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被誉为“翻译的世纪”,在这一时期,世界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相关学科日益相互渗透,翻译流派和思潮此起彼伏,许多新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翻译目的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该理论把翻译活动看作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认为“目的性”原则是制约翻译活动的首要原则。它与同时代的读者反应论、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及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的研究相结合,赋予了译者极大的主动权,动摇了原文的统治地位,对译语读者的反应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它的“适度”翻译标准认为,不论何种翻译,只要其特定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条件能对之做出合理、正当的解释和说明,这种翻译就是成立的。因此,“适度”标准可以用来解释从字字对译到极度自由的意译的各种翻译行为,扩大了翻译的可能性和翻译策略的范围。 翻译目的论,尤其是它的“适度”翻译标准为研究严复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严复虽然在翻译著作《天演论》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但在翻译实践中却并不总是遵循这个标准,其在“信达雅”上的反复引起了作者的极大兴趣。本文欲通过对目的论、严复的生平、译作和翻译活动的研究来重新论证严复自身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一方面,本文欲通过详细的比较来证明严复在“信达雅”翻译标准上的反复性;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本文试图提出并证明,严复在翻译活动中遵循的翻译标准是目的论所说的“适度”标准。 本文共包括四章。第一章介绍翻译目的论的发展、内容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目的论的“适度”原则进行了厘定和说明。 第二章主要研究严复从事翻译活动的时代背景和翻译背景,对其翻译著作进行梳理,从而推导出其从事翻译活动的目的所在,即找出目的论所说的决定翻译行为的“目的”——“开启民智”与“救国救民”。第三章着重考察了严复和“信达雅”的关系:首先对“信达雅”进行厘定和说明,然后通过把译文与原文比较证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常常违背“信达雅”,从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之一,即“信达雅”并不是制约严复翻译活动的标准。 第四章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根据上述研究,作者提出初步假设:“适度”标准才是严复在翻译活动中遵循的翻译标准,然后结合目的论,从最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