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三年之丧”章记载了孔子与宰我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对话。作为一项古礼,“三年之丧”何以引起孔子与宰我如此巨大的矛盾?古今学者对此作了各种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丧制考察角度和义理分析角度。就义理分析角度来看,前人多将本章与孔子的仁礼观联系起来,或言仁或言礼或两者兼而有之,其基本思路是以仁、礼及其关系来解读和关注此章。实际上,考虑到本章的对话中所展现的各种重要的问题和细节,我们可以反过来,以此章为中心或案例来具体地讨论孔子的仁礼观。通过仔细梳理可以看到:本章对话有三个环节,背后则是由此产生的三对矛盾:第一个环节是由宰我短丧提议引起的礼的问题,涉及礼的变与不变的矛盾;第二个环节是由孔子反问“心安”引起的仁的问题,涉及仁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第三个环节可以视为对前两个环节的综合,主要涉及仁和礼的矛盾和处理。本文立足这三个环节,对其中的矛盾和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对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为礼的不变找到根据,孔子将其导向了仁,用内在心理作为外在规范的根据。但这又引发了第二对矛盾,宰我一句“心安”显露出了个体的特殊性,因此第二对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确立仁的普遍性。孔子随后首先确立了“三年之爱”的普遍性,并将“三年之丧”定为“天下之通丧”,通过仁智合一加以解决。第三对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对待“三年之丧”问题上处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将其合在了君子之上,在遵守居丧之礼的同时自然流露出内心的哀痛之情,这一儒家理想人格处事方式就是妥善处理仁礼关系的表现。简而言之,本文以“三年之丧”章来讨论孔子的仁礼观,以孔子和宰我的对话的内在逻辑分析仁礼关系,展现了孔子仁礼观中更为细节的矛盾。在这其中,孔子纳仁入礼,并以礼安仁,最后在“三年之丧”问题上实现了仁礼合一,开辟了儒家仁礼思想的道路。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礼思想不是固定的形上概念,而是和谐的动态统一,即使在细微之处也蕴含着孔子的逻辑推演。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三年之丧”章,细观孔子完成这一创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