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大弟子和得力助手,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从一开始,他活动的重点,就主要是在宣传方面。 戊戌政变之前,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对梁启超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传教士的宣传内容、士大夫中先觉者的译著、以及国内报刊中的相关介绍,也使梁启超得以渐开新的西方视野。随后,梁启超先后主编了探询“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的《万国公报》和“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的《中外纪闻》,获得了以近代报刊为主要宣传手段的实践经验。 从《时务报》开始,梁启超的宣传手法日渐娴熟,并形成了独特的“时务文体”和宣传特色。《时务报》的重点内容围绕三方面展开:专制制度是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路”民主思想在报刊上相互碰撞,最终由涓涓细流汇集成奔腾的大河,成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走向末路的封建王朝。 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阅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思想认识。他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思想,重在民主启蒙。此时,他运用近代报刊进行启蒙宣传的“功力”也愈发“炉火纯青”。1901年到1903年之间,梁启超写下大量文章,阐述社会理想、宪政主张、民权理论、新民学说、进化史观等一系列思想,在开民智、兴人权、倡自由等方面做出了种种努力。在这一时期,他相对独立地宣传了一整套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随后,《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辩论,可谓“惊天动地”:两个重要主题直指要不要推翻满人政府,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辩论在上层知识界中传布了一套新概念——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共舆论等,是整整一代人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使整个一代新知识分子显露了头角。 总之,梁启超运用近代报刊这种传播新形式,使得启蒙宣传突破上层精英小圈子,扩散到中层士人及民众,“放大”了的民主观念促成了清末民初民主思潮的出现。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