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研究,自魏晋以降,已蔚然大观。若要从中发现“新问题”,谈何容易?不过,若转换一下视角,用所谓西人后现代有关理论对之进行解读或曰会通,幸许能找出几分“兴味”。无疑,若进行庄子与后现代之会通,首先势必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即后现代哲学的特点,它还关乎后现代哲学同现代性有何关联;庄子哲学的特质;庄子哲学同后现代有无会通之必要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展开与探究便构成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现代哲学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亦非一个有机“系统”,其乃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而出现:是对科技理性霸权的回应和反叛,是对基础主义、逻各斯主义、宏大叙事的颠覆,更是一种思维模式的转换/转向。这种转换(通过与现代性对比的角度)可概括为实体/语言、真理/游戏、终极/过程、宏大/微观、纵向/横向、整体/碎片、深度/平面、理性/非理性。思维转向的实质乃在于对技术宰制下人之精神“无家可归”命运的深层呵护。无独有偶,庄子哲学思维所呈现出的混沌特质在智慧、学术甚至“科学”层面与后现代均有共通之处:其所追求的人生之逍遥、“融于物中、与物俱化”的诗性表达以及对人类命运所付出的“操心”同后现代主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道”作为庄子的关键词,既是笔者解读其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与西方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会通的纽带。道含义丰富,行、言、自然等均为道之应有之“义”。然而,作为“形而上”的本体之道乃在于“无”。由“无→有”,当为中国哲学“创生”之特点。西方传统哲学大致定位在“有→有”之层面,然经黑格尔后,“无”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被重新提出,尤其在海德格尔那里,更是进一步得到显扬。“无”乃凸显出庄子之道与传统西方本体之关联,大致可概括为有与无、隐与显、内在与超越。解决庄子之道与后现代“本体”会通的问题,似乎要复杂的多:如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西方本体的“逻格斯”无论在“言说”、真际、通达等义上与庄子之“道”均有着神似之处;在有机主义怀特海那里则通过物我不分、彼此相关的“相融”关系与“道”走到一起。但是,在解构主义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本体已经被解构,不存在了,似乎庄子与解构的后现代失去了共同语言。然而,饶有兴味的是,当“本体”被解构、消解之时,恰恰是后现代思维由“独断理性”走向发散、多元、开放之时。于是,后现代的“全视角主义”思维模式在“道”所蕴涵的“全视阈”维度上得到“展现”和“复活”:以上就构成了第二章的内容。本文的第三章仍然围绕形上之“道”而展开,不过,此处之论并非探讨超越或玄秘之道的性质,而是针对庄子声称“言而非道”而又洋洋洒洒十数万言的“悖论”展开。其核心问题可归结为:道在哪个层面上可说(说,可说),而在哪个层面上又不可说(不可说,不说)。对上述问题,笔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有关哲学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就“不可说”而言,结构主义遵循的能指、所指把本体之道排除在能说的“经验”之外;解构主义则通过拓展、推演能指、所指的“差异性”原则,消弭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增大了“所说”与“要说”的裂隙,使得语言不能达到“文本”;后现代解释学则通过言说主体消解的角度、文本生存论的角度、“成见、误解”的角度以及解释学目的之角度得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过是维持话语的进行”,并不能达到“道”本体。就“可说”的维度,则按照谁在说、说什么、怎样说的思路进行了追问。“本源”之说,乃为“道”说,道说的方式乃是通过“象”之呈现而进行的。聆听大道的圣者,能通过象而达到“意”,进而得“道”。因此,本源之说应为道言。但作为有创造力的人,亦能“制造”语言,这使得语言杂然不纯。正如庄子语言有所谓的精、粗和不期精粗之分别,西方语言学派亦把语言划分为逻辑语言和日常语言。那么,是否诸种语言均能言说大道?通过对象、言、意的分析,笔者认为即使语言能到达“道”,但须经过镜像—意象—幻象的逐步递进和转换,才有可能领悟到“不可说”之道。“怎样说”则凸显了庄子“言道”的高超技巧,庄子言道乃通过“三言”即重言、寓言和卮言的方式而达成。其独创风格的言说乃是“卮言”,正是通过卮言所描述的种种奇异幻象才既解决了说不可说之悖论,又让物显现出其“真际”。庄子化解“言道”悖论的高超技巧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奇妙的文字游戏,更有深沉的思索:哲学语言应该是何种风格?当下又当如何回归真正的哲学?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展开也顺理成章地构成第四章的主题。庄子的言说实质上是诗意的言说,哲学的元语言也应该是诗性的。在这一点上,庄子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哲学是追求智慧,智慧的核心是自由,而诗性所固有的开放性、发散性、超越性、创造性等品质也应属于哲学,二者在本原上是一体的。事实上,庄子哲学与后现代语言风格在作为创造品质上有着共通性,概而言之,即为增补性、异域性和游牧性。那么“诗性”的内核又何在呢?答曰:隐喻。庄子能轻松地把“不可说之物”言说得如此“流利”,根底在于诗性“隐喻”之特质。并且,隐喻不仅仅能“言说”本体之物,在真理表达、科学思维中亦不可或缺。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其语言风格逐步走向严谨、机械甚至刻板,其中自有其崇尚理性、渴求工业发展、社会进步等学术和社会之背景,但同时亦折射出“科技理性”的话语霸权。后现代所倡导的回归“诗性哲学”,很大程度上可看作对工业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挑战和反叛,它反映了备受工业宰制下的人们对“诗意生存”的向往和回归。庄子(人生)哲学的终极理想乃是与道同在,游于道中。道之诗意“言说”固然能标明其对逍遥之道的渴望和企求,但是,对物的“本然”态度更能切实地表现出人们对大道之态度。事实上,庄子融于大道之逍遥境界乃通过“齐物”、“物化”之途径而达成。庄子道之视阈下的人、物乃应然的浑然一体、无所差别。这种见解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也得到了回应:怀特海的“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的有机哲学、海德格尔“在世界中对物的守侯”以及约纳斯赋予物以“自足价值”的责任伦理均是在本体论层次上对人、物关系之定位所作出的努力。但人之命运的历史展开,又使得人对“物”采取了“技”的态度,从而使人们愈来愈远离大“道”。就“技”对“道”的熏染和诱惑而言,无论庄子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均对“技”持否定态度,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道德的堕落、导致人的自我迷失以及导致生态的失衡等。但当把“技”作为寻求大道的途径时,庄子又对“技”给予了肯定。不过,这种“技”并非作为索取、改变“物性”而存在:它是一种“身体的知识”和技巧,通过“技”的娴熟达到“艺”或“道”的境界。这种“艺”或“道”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后现代所追求的“与物共在”的立场,是人之“是其所是”的本原状态。此乃后现代对抗“科技理性”目的之所在,亦是庄子所渴求的“物之初”态度。回到“物之初”、与物守侯不仅仅是环保、生态之必需,更为人诗意栖居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