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讨论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的关系。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尼采的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本文主要考察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思想的历史源流与具体史实，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文化事件所呈现出的思想资源得以丰富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中国现代作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都积极地接受与传播尼采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借鉴尼采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成了中国知识界进入现代性思考的重要一环。中国现代作家不仅热心解读尼采的学说、翻译尼采的著作，而且还将尼采的思想融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或模仿尼采的格言式文体进行文学创作。与此同时，中国现代作家们在接受尼采的目的与动机、策略与方式以及所取得的效果等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都充分昭示了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意识以及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的“拿来主义”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围绕这一中心论题，本文内容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并据此将正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在微观的事实的层面详细梳理单个的中国现代作家或社团接受尼采的具体史实，下篇在宏观的思辨的层面总体归纳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一个群体在接受尼采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的共同规律。上篇(第一至第四章)选择了中国现代时期接受尼采比较积极、因而也比较典型的几个文学社团或作家作为考察对象，他(它)们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的语丝社与狂飙社、20世纪40年代初期活跃于大后方的思想学术团体战国策派。全篇分为4章，以接受尼采的大致时间为序，依次考察、梳理了鲁迅、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语丝社与狂飙社、战国策派接受尼采的具体史实。第一章考察鲁迅接受尼采的情况。文章认为，鲁迅从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尼采并接受尼采思想后终生没有忘怀早年的“精神导师”，无论是两次着手翻译尼采的著作并在晚年帮助他人翻译尼采的著作，还是在创作与书信中多次引用尼采的语句、化用尼采的思想或提及尼采的名字，都表明鲁迅深深地接受了尼采的影响。鲁迅主要接受了尼采的“价值重估”主张与“超人”说的影响，并将它们转化为对国民劣根性与“吃人”礼教的批判、对“狂人”、“过客”等人物形象的歌颂，这从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散文诗集《野草》等作品里集中地反映出来。第二章考察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接受尼采的情况。文章认为，创造社的骨干成员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对尼采重视“个人”、“价值重估”等思想主张与“创造者”精神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并对尼采的“薄命”深表同情，堪称尼采的“歌者”。他们在自己的创作里将尼采的思想主张转化为张扬“自我”、“偶像破坏”等主题，或将尼采的悲剧理论转化成唯美色彩浓郁的浪漫主义诗学。与创造社不同，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茅盾、冰心等在推崇尼采的部分观点如“价值重估”等的同时，对尼采的“超人”说、道德观等提出了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尼采的“刺客”。这种批判性的接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章考察语丝社与狂飙社接受尼采的史实。文章认为，语丝社的林语堂有一股深厚的“尼采情结”，他不仅两次翻译尼采的著作，而且在文中经常引用尼采的语句、化用尼采的观点，更重要的，他还模仿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作了总题为《萨天师语录》的系列杂文。林语堂从尼采那里接受的社会、文化批判主张在《萨天师语录》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狂飙社的高长虹在现代中国第一次“尼采热”退潮时痴迷上尼采，并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推崇备至。他不仅经常征引尼采的语句、化用尼采的观点，还决心创作“中国的查拉图斯屈拉这样说”，作为这种决心的结晶的《狂飙之歌》，无论是人物形象、思想主题还是文体风格都烙上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痕迹。第四章考察战国策派接受尼采的情形。文章认为，林同济不仅常常以火一般的激情、诗一般的语言抒写出自己对尼采的理解，还在模仿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创作的两篇《萨拉图斯达如此说》里发挥尼采“战”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充当尼采思想的“感性布道者”。陈铨作为中国现代阶段研究尼采最有成就的两位学者之一，对尼采的“价值重估”主张与积极的人生观情有独钟。他不仅积极解读尼采学说，而且在自己的小说与戏剧里传播尼采的“强力意志”理论、塑造“超人”式英雄，从而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尼采式哲理的传声筒。下篇(第五至第七章)将上述社团与作家抟合成“中国现代作家”这一整体，从总体上探讨他们在接受尼采的目的、策略与效果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点。全篇分为3章，以逻辑上的时间顺序排列，依次讨论了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的目的(接受前)、策略(接受中)与效果(接受后)。第五章讨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的目的或动机。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现代作家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途径的历史背景下遭遇尼采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尼采的思想当作推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们接受尼采的目的就是将它当作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助推器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动力线。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与批评家都借重尼采的“价值重估”主张、“超人”说、“主人道德”观以及对欧洲“物质主义”的批判态度，或者批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时人的错误主张，或者抨击中华民族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探求“人生真义”以确立新的人生观、促进“人”的觉醒，以期为推动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与现代思想的兴起出力；同时，他们也借助尼采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向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发起挑战，并提出了浪漫主义的“诗”、“人的文学”、“生命的文学”、“盛世文学”等新的文艺观。第六章讨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的策略。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现代社会与尼采思想诞生的环境与时代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思想时有意识地采取了功利化策略与本土化或中国化策略。功利化策略是指中国现代作家按照功利化价值取向对尼采思想作人为切割并作定向选择的方法与原则，其表现之一是偏执，即给予过多的关注、给予“过度诠释”甚至不惜曲解，如他们对尼采的“价值重估”主张、“超人”说、“强力意志”说等理论就是如此；表现之二是盲视，即故意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如他们对尼采的“永恒轮回”说、“上帝死了”的口号以及抨击基督教等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如此。本土化或中国化策略是指中国现代作家在解读和传播尼采学说时将尼采言说的问题化为中国社会关心或中国人熟悉的问题，以及将尼采的言说方式化为中国人熟悉或能理解的言说方式的方法与原则。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尼采的言说对象“中国化”，如将尼采的“超人”理解为“大士天才”、“强者”、“英雄”与“政治领袖”等，如将尼采对基督教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抨击置换成对中国封建礼教、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等，其实质是一种误读；二是将尼采的言说方式“中国化”，如用“格义法”、类比法、仿写等形式来介绍、传播尼采的思想、文体等。第七章结合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时所设定的目标来讨论他们接受尼采所取得的效果。文章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所取得的效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是一种“双刃剑效应”。就思想启蒙而言，尼采的“价值重估”主张、“超人”说、“强力意志”说等对中国现代作家形成批判精神与反思意识、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强烈的个体意识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尼采近乎无理性的批判态度以及对“超人”、“强力意志”的极力标举又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偏激主义、精英主义思想或态度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就文学转型而言，尼采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作家提出“人的文学”、“生命文学”、“盛世文学”等新文学观有明显的启发作用，并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人”的觉醒、批判国民劣根性等思想主题和诸如反叛者、创造者、孤独者等文学形象，但尼采哲学耀眼的“批判”特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现代作家用文学作品来批判中国封建礼教、抨击国民劣根性的热情，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载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