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思想的萌发与发展,都必然与其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的一般趋势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状况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是当时社会需要的理论反映。陈亮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浙东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南宋时期浙东学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力倡事功之学,曾与朱“熹王就霸义利”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陈亮生活的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国势疲弊羸弱,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张“内圣成德之教”的理学高度繁荣,诸多因素构成了其事功伦理思想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就陈亮事功伦理思想的理论渊源而言,其思想并非是无所承接的,它是在坚持和发挥传统儒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融合了先秦以来各种功利思想和许多相关的理论。陈亮的事功伦理思想是有深刻的本体论依据的。为了奠定事功伦理思想的形上基础,他首先对传统哲学中的“道”做出了全新的、唯物主义的阐释。陈亮颠覆了传统的道论,将“道”从主观先验的东西还原为现实生活的客观实在。他从“盈宇宙者无非物”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道并不是先天的东西,更不是神妙莫测的精神主宰,只有事物才是宇宙间真实的客观实在,道存在于天下的万事万物之中,道与事物的关系是“因事作则”,即道是事物的法则,道因事而作,因事而有。因此,道不离日用,道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脱离了日用,也就无所谓道了。同时,陈亮基于人性自然的观点,从“性”与“欲”的关系出发对人性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明确地指出物欲是人的自然本性,这就在逻辑上排斥了把追求物质利益说成是违背人性的观点。与理学家们明显不同,陈亮指出道德应建立在物欲的基础之上,人类共同的物质欲望是道德的根本基础。南宋的学术现状和政治危机促使陈亮将其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上来,在审视当时学术氛围下主流伦理思想的脉络之后,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其事功伦理学。在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论战的过程中,陈亮力驳朱熹对其学说“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评判和对其“以醇儒自律”的劝导,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王霸观、义利观和人生观。在王霸问题上,陈亮认为王霸和霸道二者是统一的,明确提出“杂霸而本于王”。他坚持认为治国方针离不开依刑政的霸道和依仁义的王道二者的有机结合,王道必须通过霸道来实现,霸道则以王道为根本。在义利关系问题上,陈亮剔除了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立公私、去重动机轻效果、将义利对立的做法,他坚持“义”、“利”并重,义利统一,重视实功实利,指出仁义通过事功得以显现,把客观功效作为验证行为是否行仁的标准,强调效果,肯定现世的事功修为。基于对王霸、义利问题的认识,陈亮提出了“学以成人”的人生观,对于朱熹的“醇儒”说教,他嗤之以鼻。他的“学以成人”,即是学会做一个正正堂堂、敢作敢当、“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的英雄豪杰式的人。陈亮在人格理想上追求外王事功与内圣修为的内在统一,才智与德性的内在统一,并希冀以此贯通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经世致用情怀,这也是其人格理想的鲜明特质。陈亮的学说在南宋得到了相当迅速的传播,并逐渐形成了以陈亮为核心,主要由其弟子集结而成的永康学派。其学说不仅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得到了明清学者的继承和发扬,这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明清以来的学术风气。在南宋国势疲弊羸弱,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陈亮的学说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以振兴国势、图谋富强、恢复中原为基本目的的社会改革思潮。其倡导实事实功的事功伦理思想,颠覆了理学注重内圣修为而轻视外王之道的为学路径。他从寻求国家治道的现实性出发,开创性地探究了儒家的道德理想如何转化为实事实功的外王事业,在当时众人皆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情况下,他却独醒于现实,提倡事功之学,力图贯通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彰显儒学的外王事功神。精其事功伦理思想就似一阵晴天霹雳,在南宋及中国思想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