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收购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本运作方式日益频繁地发生,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而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由于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和经济活动外部性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收购需要得到相应的监管,监管的方式通常包括强制要约收购与信息披露制度。基于规避监管的目的,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致行动人,在逃避义务的同时,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为了打击上述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一致行动人相关法律制度应运而生。本文沿着一致行动人监管的基本理论、域外经验、本地探索、改革建议为脉络,对一致行动人进行整体的梳理。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上市公司收购在现代企业并购市场上的地位、我国当今上市公司收购的大体情况从而引出后文将要介绍的两个案例,揭示加强对一致行动法律制度的研究、不断完善我国一致行动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本文的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解释了上市公司收购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和外部性效应的存在,才会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监管;监管的方式主要包括强制要约收购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证券市场的收购主体会为了规避信息披露义务或要约收购义务,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在逃避义务的同时,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而为了打击上述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引出了一致行动人的法律制度。本章着重介绍一致行动人监管依据和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后文进行铺垫。第二部分介绍了英国的《伦敦城市并购法典》、美国的《威廉姆斯法案》、日本《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以及香港地区《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对一致行动人监管的相关规定。通过描述这些规定的背景、立法过程,对有关一致行动人的立法规律或者原则进行总结。第三部分围绕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发展,梳理了1993年《股票条例》、1999年《证券法》、2002年《披露办法》和《收购办法》、2005年《证券法》、2006年《收购管理办法》对一致行动人不同的认定标准。在每一阶段的立法历史中,通过一个显著的案例对当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后来的立法或者监管改进进行描述。第四部分通过前述案例及问题汇总、归纳,通过新梅案件提出全新的地缘标准、通过游久以及罗莱家纺案件对现行的婚姻标准进行反思。同时,在三个层面提出改革建议:在立法层面上,将一致行动人规则纳入《证券法》中进行监管、明确对于违法实施一致行动行为的法律后果以及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责任;监管层面,强化投资者的自我披露并加强监管层的现场查证;目标公司层面,赋予目标公司强有力的调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