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1980年起,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进入转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转型国家的FDI进入平稳发展期,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6年以后,流入转型国家的FDI激增,转型国家吸收FDI占全世界的比例也逐渐提升。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转型国家的FDI流入量急剧下降。决定FDI的因素有很多,除了适用于所用国家的一般因素,如市场容量、劳动力价格、劳动力质量、物价水平、汇率变化、基础设施以外,转型国家的转型进度也极大地影响了其FDI流入量。另外,经济危机的发生也对转型国家的FDI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了欧洲复兴银行公布的转型进度指标后认为,私有化、贸易和外汇体系、金融机构(银行和私有化)这三个转型进度指标均可能对FDI产生影响。私有化体制意味着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简化程序,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这些因素都吸引了FDI进入东道国。贸易和外汇指标对FDI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各种机制的共同作用。银行和私有化的转型通过效率改进、公司治理与制度建设、信号效应这三种机制吸引FDI的进入。本文通过1995年-2011年17个转型国家的数据,对转型国家FDI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GDP和人均GDP对人均FDI的影响显著。转型指标中,私有化、银行和利率市场化的转型对FDI的影响显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区域性的,对人均FDI的作用不明显,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FDI有非常显著地负作用,危机的发生极大地降低了转型国家FDI的流入量。次贷危机的发生通过流动性、风险、国际贸易环境、信心这四个渠道阻碍了FDI的发生。次贷危机发生后,转型国家过度依赖外资的问题也得以显现。中国也是转型国家,中东欧及独联体转型国家利用FDI的经验给中国带来了借鉴意义。相比于本文所述的转型国家,中国并没有呈现出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未来的中国应对FDI的进入进行选择和引导,在金融系统中适度引入外资,并形成转型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