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也愈发庞大,尤其是近几年债券违约事件发生频次的增加,投资者对于企业披露信息的需求也愈加旺盛,上市公司能否及时地、真实且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是债券市场是否可以有效运营的关键。年报是投资者获得上市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途径,投资者可以根据年报中披露的风险信息来做出投资相关决策,所以切实提升企业风险信息披露质量至关重要。我国监管部门在2007年开始将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升级成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年报披露中重大不利影响因素。2012年和2014年证监会又在此基础上新增了重大风险的披露要求,规范了披露的格式和内容,同时2019年对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新的补充,扩充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实际披露风险信息时,会存在选择性披露、不及时披露、披露信息质量低的问题,客观上我国在债券市场以及监管制度上与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差距。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将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风险信息披露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2010～2020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年报内容进行风险词频统计来构建风险信息披露指数,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了上市公司风险信息披露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最后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上市公司风险披露程度与信用利差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风险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也越高。第二,市场披露环境、市场对公司关注度、行业竞争环境、公司内部管理都对风险信息披露与信用利差的关系有影响,本文根据市场化程度、分析师跟踪数量、行业竞争程度、内部控制水平对全样本进行分组研究后,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分析师跟随数量越多、内部控制水平越高,能缓解风险信息披露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另一方面,风险信息披露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也受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影响,竞争越激烈,则影响越大,风险信息披露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越大。第三,以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作为投资异质性指标对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投资者异质信念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风险的评估,进而提高了信用利差。第四,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负面语调程度后发现,年报信息披露的文本语调越负面,债券信用利差越大。最后,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在以下几个层面上进行了创新:第一,在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风险信息对信用利差影响的文献,并提供需要规范风险信息披露、完善债券市场的证据。第二,本文的风险信息主要是来自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章节,对此章节进行文本分析能够更加精确衡量风险信息披露指数,丰富了年报风险指数衡量手段的研究。第三,本文为上市公司风险披露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披露风险信息的有用性,为监管部门加强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本文还研究了市场化程度、市场关注度、行业竞争程度、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研究了风险信息披露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