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群体不断加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的不断涌现逐渐影响着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同时也迫使研究者和管理者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问题。双职工家庭的逐渐增多以及工作家庭关系理论的不断发展都要求对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积极影响进行深入的讨论。自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动态关系逐渐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家庭关系领域的研究都被工作-家庭冲突（即工作和家庭之间负向的影响关系）所占据，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却长时间的被学者们所忽视。基于角色理论的资源稀缺假说认为，个体的时间和经历是有限的，工作和家庭不同的角色之间会因争夺个体有限的资源而产生冲突。然而直至本世纪初，研究者才逐渐将研究视角由原来的消极视角（工作和家庭的负向溢出即工作-家庭冲突）逐步转向积极视角（工作和家庭的正向溢出即工作-家庭促进）。已有研究认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研究比工作-家庭冲突的研究更能激发员工的潜力和动力，也更能够为组织带来更多积极的结果。例如，已有研究认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提高组织的绩效等等。　　然而，虽然以往的研究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前因和结果变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出现了诸多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例如，Tompson&Werner(1997)的研究认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工作-家庭负向溢出是一个构念的两个极端，高水平的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就意味着低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而Sumer&Knight(2001)则认为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家庭正向溢出是两个完全不同，相互独立的概念。再例如，Wayne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家庭向工作的正向溢出与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的预测关系，但是，Lu等人(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向工作的正向溢出能够显著的预测工作满意度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都提示，对于相同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者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实证研究不可避免的抽样误差及测量误差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由于情景因素调节作用的原因所致，如果仍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来对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仍然避免不了测量误差和样本误差的影响，唯有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才能排除“误差”的干扰，探寻变量间“真实”的相关系数，得出统一的研究结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就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全面的，系统的，用定量的方法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进行全面的总结及回顾。虽然Greenhaus andPowell(2006)的理论性文章首次尝试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工作-家庭促进的理论模型。然而，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后发现，还没有研究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及前因变量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元分析。此外，对于结果变量来说，目前为止只有一篇元分析试图整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来对结果变量进行系统的回顾:McNall，Nicklin，and Masuda(2010)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态度型结果变量及健康型结果变量进行元分析发现，无论是工作向家庭的正向溢出还是家庭向工作的正向溢出都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结果变量相关。但是McNall et al.(2010)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McNall et al.(2010)的研究只涉及了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态度型结果变量和健康型结果变量，而没有讨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对于行为结果变量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研究只采用了2008年以前的29篇实证研究来作为研究样本，较小的影响效应(effectsize)和不断出现的新的相关实证研究都提示，有必要重新以更全面的视角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结果变量的元分析进行实时的审视和更新。　　其次，虽然以往实证研究检验了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多种结果变量的关系，但是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对于员工行为的作用机制问题仍然比较模糊，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对员工行为的各种途径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和理解有助于管理者更深入的了解员工的行为，并对员工的行为进行预测。　　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在于，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前因和结果变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同时检验个体层面（人口统计学变量），国家层面（国家文化），以及方法层面（工作-家庭正向溢出构念的测量）的调节因素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前因及结果变量的影响，即从多个层面来检验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边界条件，此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不同情景对于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同时也为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研究会存在异质性的结论。而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探寻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对于员工行为的作用机制。因为两个研究目的不同，相应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理论基础不同，所采用的样本也不同，所以本文采用两个相关但独立的研究来验证本研究的两个研究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研究一:首先讨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工作-家庭负向溢出（工作-家庭冲突）的区别与联系。其次，根据所选用的理论模型构建研究假设，根据Brummelhuis和Bakker(2012)提出的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构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其前因变量包括工作领域前因变量，家庭领域的前因变量及个人特质的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同时根据Greenhaus& Powell(2006)的工作-家庭增益模型，构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特别的，在本研究中，不仅区分了工作领域的结果变量和家庭领域的结果变量，还进一步将结果变量区分为态度型结果变量，健康型结果变量和行为型结果变量，这有助于对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结果变量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再次，还检验了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直接影响效应和交叉影响效应。直接影响效应和交叉影响效应的检验和比较有助于理解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相互作用影响机制。最后，检验了个人层面（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孩子数目），国家层面（文化），及方法层面（测量）对于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前因及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此研究结论也提示以往不一致的研究结论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不同层面的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导致的。　　研究结果显示，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工作-家庭负向溢出是两个相互区分的概念;工作/家庭资源与工作-家庭正向溢出正相关，而工作/家庭需求（除了工作超负荷）与工作-家庭正向溢出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且工作-家庭正向溢出对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结果变量既有直接影响，也有交叉影响。针对调节效应，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国家文化，及构念调节了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部分前因及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二:在研究一元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以往理论，进一步进行了文献、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采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方法(Meta-SEM)来检验工作领域的态度型结果变量及健康型结果变量在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行为型结果变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并比较态度型结果变量（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工作投入）与健康型结果变量（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总体健康水平）在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行为型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的强弱。此项研究结论能够帮助进一步明晰工作-家庭正向溢出是如何影响员工的行为的。　　研究结果显示，当结果变量是工作绩效时，除了组织承诺以外，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水平都中介了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而当结果变量为组织公民行为时，无论是态度型结果变量还是健康型结果变量都中介了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特别的，无论是工作绩效还是组织公民行为，在所有变量的中介作用中，工作投入对于工作-家庭正向溢出与工作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影响都是最大的。　　在本研究的最后，对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及管理实践启示，与此同时，也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及未来的研究方向，为管理者的管理实践及未来研究提出可行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