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分为两大部分。上篇着重探讨作家与语言的关系，这涉及到主体与语言的问题。通过对文论史的扼要历史回溯，指出作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是从来有自，它是浪漫主义运动高扬作家主体性的产物，由于对作家的高度重视，才使得作家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浪漫主义运动的这一“主体性”批评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评论的“常识性”话语，传记批评、创作心理学的兴盛俱与这一影响相关。以作家为文学研究中心的状况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了“新批评”派的批判，这一学派强烈反对传记式批评，认为这将导致“意图谬误。”二十世纪的人文科学被认为发生了“语言转向”，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洞见提示了我们语言于意识、主体基础性的构造，人们逐渐认识到现实、经验、符号有着共同的结构，主体逃不开语言的塑造与掌控。在结构—后结构主义文论中，作家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颠覆，语言上升为文学研究的主角。本论文下篇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作者已死”的理论背景下，如何重新探讨作家、写作、符号、社会与历史。下篇由五个小部分组成：第（一）（二）部分对中国古代表现论“言、象、意”等级划分对语言的轻视，浪漫主义文论情感、想象的语言学前提进行辩析。第（三）部分则对中国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的浪漫主义回潮作一检讨，并具体分析鲁枢元在《超越语言》中对结构主义的回应所呈现出的问题。第（四）部分继续鲁枢元发现但未予充分深入的论题，即文学的流变性与作家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为此引进了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等人对欲望、语言与写作的探讨。第（五）部分则希图将主体性的欲望写作放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中，在文学话语与社会其他话语的对话中确立作家的主体性、历史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