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腐败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大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因腐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14.5%—14.9%,所损失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2000亿美元),而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可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却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实现增长,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到工业化中期的水平。我国高腐败与高经济增长并存的悖论,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关于腐败的研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很多,然而大多数人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等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腐败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防治腐败的措施,可是关于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献却很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腐败指数的建立,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而且研究角度越来越细致化,极大地丰富了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在度量腐败程度时选取的标准各不相同,而且这些标准本身就各有缺陷,使得学者们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差很大,尤其是当针对一国具体国情时,他们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使得人们很难信服。关于我国的“双高之谜”,即高腐败与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现象,又为我们研究腐败问题提出了一个难题,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西方学者只好暂且把中国经济改革称为“歪打正着”,显然这一说法无法使人信服。是否中国经济背离了传统经济学增长理论?腐败到底是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是我们目前亟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因此,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以往学者关于腐败问题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分析了我国在经济转型期腐败现象频发的原因,并运用计量模型对我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然后结合我国实际对计量回归结果作出解释,据此对腐败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基本模型中,腐败程度(corr)的系数为0.186,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腐败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件／万人),经济增长率将上升0.186个百分点,这表明腐败对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面的。腐败程度的二次项(corr2)的系数为-0.117,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腐败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腐败将对我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我国腐败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当腐败程度达到0.794时,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化,而我国目前腐败程度的均值为0.361,这说明腐败还没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遏制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到达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本文采用的是省级面板数据,所以我们是在政治十分稳定和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框架下来讨论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一旦腐败使我国法律制度形同虚设,造成我国政治的极大不稳定,那么这个拐点就会立即到来,而且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么我国经济将会呈现直线式下降趋势。第二,为了检验腐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本文把我国30个地区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我们通过计量回归确实得出腐败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只要腐败程度低于0.589,腐败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腐败程度只要低于1.015时,腐败就会对人均GDP增长率发挥积极的影响。腐败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的正面影响范围要小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要先到达拐点。我们预期这可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关,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行先沿海后内陆的布局,导致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差很大。相对而言,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机制更加完善,经济开放度也更高,因而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要先到达拐点。第三,为了检验市场化程度及腐败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加入了市场化程度及腐败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会弱化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证实了我们的预期,说明腐败对市场机制更加完善的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小于中西部地区。腐败程度与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market*corr)的系数为-1.812,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虽然本文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在中国的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这并不表示腐败对经济增长有利,因为腐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是无法估计,而且腐败还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我们、在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要从长远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增长,就纵容腐败现象的任意滋生；我们也不能因为腐败的暂时性收益而忽略腐败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成本。总之,腐败的影响十分恶劣,它会使一国人民对统治者丧失信心和经济得不到持续的增长。而且,本文选用人均腐败案件数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的标准,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一指标又从反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反腐败力度。因此,与其说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不如说政府的反腐败力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我国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反腐败的力度,才能最终实现低腐败程度和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双重红利”。最后,本文依据计量模型中回归结果,对反腐策略做出一些方向性政策建议。在制定反腐政策时,要遵循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在借鉴别国先进经验的同时又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盲目照搬他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