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包括死刑在内的酷刑史。无论在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死刑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残酷的烙印。人类社会步入近代之后，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人权”、“人道”等观念不再停留于思想家的鼓吹而逐渐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也给死刑这种古老的刑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但体现在死刑的执行方式的人道、诉讼程序的严格与死刑罪名设置的合理上，更体现为世界范围内的废止死刑运动的浪潮。截至到2006年，世界上已有88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11个国家和地区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仅保留了军事犯罪或者战时犯罪的死刑;至少30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过去10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并且确信不再执行死刑或者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再执行死刑）。可以看出，全面废止死刑或者采取措施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已经成为全球不可遏制的潮流。　　中国与美国，两个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废止死刑的世界潮流面前，却不约而同地选择固守这一饱受争议的制度？是哪些因素导致两国做出共同的选择？两国在死刑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司法运作方面有何异同？系统比较两国的死刑制度及其实践，找出异同点并剖析其原因，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死刑制度之改革应当具有极大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对中美两国死刑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两国对于死刑的立场及原因、立法制度、司法控制、执行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既有比较又有借鉴。　　从根源上追溯，美国的死刑制度起源于英国。受传统影响，北美殖民地最初建立时，虽然对死刑采取了限制的政策，但仍规定了相当数量的死刑罪名，并且随着殖民地的扩张，死刑越来越被殖民者用作维持秩序的工具。进入十八世纪，萌芽于欧洲大陆的废止死刑的思潮也波及到了美国，各州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死刑。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萌芽和发展，死刑废止运动蓬勃发展，终于导致美国在划时代的Furman v.Georgia案中宣布，该案所适用之法律与判处死刑之方式构成“残酷与不寻常”之刑罚，违反了美国宪法。受Furman案判决之影响，美国各死刑州都修改其法律，使之符合当代严格控制死刑的标准，终于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Gregg v.Georgia中重新宣布死刑符合宪法要求。目前美国共有38个州外加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保留有死刑，由于每个州的规定都不相同，故美国死刑制度整体上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综而观之，美国各司法区的死刑制度仍不乏共同之处，如可适用死刑的罪行范围窄、死刑的适用越来越谨慎、死刑的适用在南北差异大、死刑判决多而实际执行少、死刑执行制度体现出人文关怀等。最近几年，美国死刑制度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个别新的死刑罪名;另一方面兴起了“暂停死刑运动”，寻求在立法上没有废止死刑的情况下，暂停所有死刑的执行。　　死刑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重刑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其他国家之死刑制度一样，中国死刑制度走过了一条由严酷到宽缓、由野蛮到文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规定了一些死刑罪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往往受“左”的错误的影响较深，死刑制度不够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都没有专门的刑法规定死刑，实践中依靠“承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精神进行审判。中国1979年刑法作为新中国首部刑法典，规定了较为完备的死刑制度，在死刑问题上也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但随后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变，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单行刑法，导致了死刑罪名的膨胀。1997年刑法典基本上确定了这些死刑罪名，但对死刑的具体适用条件进行了限制。　　尽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及政治体制差异悬殊，但对于死刑都采取了“保留但是限制其适用”的立场。影响美国死刑立场的主要原因是民意的强烈支持和特殊的政治体制。民意不但影响到民主选举的政治决策者，还能影响到法官与检察官;美国死刑民意高涨的原因主要是高犯罪率、南方的死刑传统、私刑传统和未经纳粹统治的经历等。美国的政治体制特殊，联邦只拥有有限的权力，各州拥有包括制定各自独立的死刑制度的权力;这就导致不能通过统一立法的方式废止死刑，只能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引导，等待演进中的社会观念最终认为死刑构成“残酷与不寻常”的刑罚时，才有可能彻底废止死刑。中国的民意也强烈拥护死刑，不但立法者要考虑民意的因素，司法者也要在适用死刑时充分考虑民意，这就导致中国死刑适用的泛滥。影响中国死刑民意高涨的原因有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礼法传统与家族主义的影响深远、缺少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等等。在中国，政治因素也是影响死刑的一个重要原因。受重刑主义与“乱世用重典”的历史传统影响，统治者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环境往往倾向于用死刑进行遏制;另外，共产主义“左”的思维仍然存在，“严打”运动就是例证，这也导致了死刑适用的泛滥。尽管造成两国死刑民意高涨的原因存在差异，但由于民意固有的缺陷，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引导，向严格限制死刑的方向发展。　　在死刑罪名上，除个别州规定了对奸淫幼女罪可判处死刑外，各州一般都规定只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一级谋杀才能被判处死刑。美国联邦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对宽泛，除了谋杀罪和包含杀人行为的其他犯罪之外，还包括间谍罪、叛国罪和贩卖大宗毒品罪等不包含致人死亡的犯罪。但从总体上来看，美国的死刑罪名基本上控制在了“最严重的犯罪”的范围，符合了国际公约的精神。与美国的规定相比，中国的死刑罪名无疑非常宽泛，许多非暴力的经济犯罪也可被判死刑，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的规定，严格限制死刑的罪名。在死刑配置模式上，美国取消了绝对确定的死刑，允许陪审团在死刑和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之间进行选择;中国却仍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这显然都是不科学的，应当借鉴美国的立法规定。　　在死刑适用对象上，中美两国目前都禁止对怀孕的妇女、未成年人和弱智执行死刑，反映了当代死刑制度的文明与人道，是值得肯定的;但美国曾长期坚持对未成年人和弱智者执行死刑的顽固立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中美两国都没有关于对老年人禁止适用死刑的规定，不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应当加以改进。在死刑替代措施上，美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能够很好地发挥替代死刑的作用;中国的死刑替代措施则缺乏科学性，一方面有期徒刑期限过低，另一方面无期徒刑实际执行期限过短，从而导致死缓制度也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引进美国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同时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　　美国死刑制度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其司法制度，“正当程序”的观念在美国根深蒂固，通过严密而有效的司法措施，死刑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前程序固定详细，分为控告、逮捕、登记、第一次出庭、预审、起诉、罪状认可程序、挑选陪审团等，赋予嫌疑人许多诉讼权利。　　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极具特色，分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只有在定罪程序确定罪名成立的情况下，案件才进入量刑程序，而要使得罪名成立，必须陪审团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量刑情节一般围绕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展开，只有存在加重情节并且其在总体上大于减轻情节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死刑;在有些司法区，量刑也围绕特定问题展开，如被告人的再犯可能性等。无论是定罪程序还是量刑程序，陪审团都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显示出对于死刑案件的慎重。在审判程序结束后，美国还规定了直接上诉制度，即案件自动上诉到上一级法院，此外还有“州定罪后”程序。在穷尽州救济手段后，被告还可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寻求联邦法院的救助。在上述所有救济手段都失败后，被告人还可申请行政赦免，美国每个死刑司法区都规定了具有特色的行政赦免制度，符合国际公约的精神。　　在案件的证明标准上，美国实行“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只有在控方“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控罪名成立并且具有加重情节时，才有可能寻求被告的死刑。而且，被告人在案件的全过程都享有沉默权，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从而杜绝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在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都享有获得律师帮助权，贫穷的被告可以免费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律师帮助;美国各司法区还规定了具体的制度保证死刑案件的被告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如果被告认为律师帮助无效，还可以此为由提起上诉。与美国相比，中国死刑司法制度有待改进之处甚多，定罪与量刑程序不分导致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混同、死刑适用标准模糊不清、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过于绝对化和理想化、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所导致的刑讯逼供现象大量存在、死刑案件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效果不甚理想、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缺失等问题，导致中国对死刑的司法控制力度不够。因此，中国应当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美国死刑司法制度。　　最后是中美两国死刑执行制度比较。美国各司法区目前所适用的死刑执行方式共包括绞刑、电刑、毒气、枪决和注射5种，但随着行刑人道化的发展，注射方式为绝大多数司法区所采纳，并成为实践中适用最多的方式;此外，美国各司法区都允许受刑人选择具体的死刑适用方式。美国死刑执行制度充满了人文关怀，不但禁止公开行刑以维护受刑人尊严，还允许受刑人家属、朋友、辩护律师、牧师以及心理医生到现场提供帮助。中国在很长时期内都采取枪决方式执行死刑，直到近几年才开始采用注射方式，但受刑人没有权利对执行方式进行选择。而且，受传统的影响，中国习惯于公开行刑，希望以此发挥死刑的威慑功能。总体来看，中国对于死刑执行制度的规定还较为粗疏，相对缺乏美国那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完善中国的死刑执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