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湾区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开放的重要引擎,有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所需的基础与条件,是拉动就业的重要推手。但我国仍旧面临着庞大的新生劳动力就业压力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市场变化带来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就业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集聚的重要平台。那么世界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就业集聚竞争格局是怎样的?世界一流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优势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提升有何政策启示?在此思路之下,第一章首先对就业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创意产业拉动就业的优势所在,此外对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内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从数字创意产业对湾区总体就业贡献率比较入手,通过湾区数字创意产业的总体就业人数、就业均值以及数字创意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行业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就业贡献率)三个维度来探究四大湾区各自的优势所在:东京湾区就业人数凸显规模优势,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就业均值水平高,粤港澳湾区增速明显。为了更加直观而全面的反映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本文通过构建区位熵模型,第三、四章分别通过量化测度四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在细分行业以及核心城市区位熵数值及演化趋势并进行比较分析,并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水平与世界一流湾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从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就业集聚水平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行业就业集聚居于首位,数据处理行业就业集聚差距显著,应用软件行业就业集聚发展迅猛;从数字创意产业核心城市看,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区位熵均值近三年来处于末位,但年均增长率优势明显。第五章则是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创意产业就业及人才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梳理,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三地协同方面还是存在着政策性的一些障碍,具体包括粤港澳三地人口教育水平不同、就业服务基础不牢;三地税收协同效应不足、税收管理机制不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障碍。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以及政策障碍分析,从行业、城市以及政策三个方面对粤港澳数字创意产业就业集聚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产学研三者融合,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意人才红利”;着眼城市发展优势,从“区域就业“转向”城市特色就业”;强化就业整体布局,从“政府主导就业”转向“政府辅助就业”;完善就业基础设施,从“快速吸引人才”转向“长期留住人才”;健全就业税收制度,从“三地三种制度”转向“三地制度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