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正名思想向来被视为开启了先秦名学的讨论,并且赋予名以伦理政治的内涵,这一思想在先秦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传统对于孔子正名思想的解释多是一种经验性理解,如正名分、正名位、正人伦、正书字,这些解释无法具体说明孔子关于正名的一整套推演关系,并且也缺乏一种研究孔子正名思想的、具有哲学深度的视域。而基于当代哲学的存在论与符号学的视域下,我们则能够对孔子正名思想做一个更本源的理解。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可以说是分别在存在论与符号学的问题上思考得最为深刻的哲学家,但他们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不彻底性。海德格尔虽然提出了存在论区分,但是却仍在存在问题上保留了大量形而上学观念;而德里达虽然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存在之思。基于对他们的批判,我们则要提出一种彻底的存在论,这是一种儒家式的基于仁爱情感的存在论,以此来解释一切存在者何以可能。先秦哲学中的“名实”关系其实可以对应于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名”是关于符号的问题。孔子把正名视为为政之先,其实是在基于“有名”的符号最初呈现的基础上,建构制度进而是改造整个意义世界的问题。这是一种儒家式的符号学,其中包含了儒家特有的符号生成论——“约定-俗成”,这里的俗在最本源的意义上就是指的万物一体之仁的存在状态,而在经验世界中又显现为习俗这样一种对象性把握,这是一切符号的渊源所在。不同于传统的名分说和名位说,孔子提正名直接是针对语言符号的问题,也即“言顺”,这是正名的直接原因,是要确保主体间理解和交流的可能,这是在孔子那里“名-言”关系涉及的问题;而“言-行”关系则是关于“信”的问题,这种“信”在孔子看来应当是出于仁爱的。这两个问题又是任何制度建构所必然涉及的问题,所以正名的根本原因还是为政。而孔子说的“事成”则是指在儒家那里进行制度建构和为政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国益民、促进公利,进而成就仁爱。孔子的“名”思想与其诗学是有深刻联系的。本源的诗与思是通达存在的方式,当本源的存在情境不在了,人才会有出于这种仁爱情感的思,这种思中会产生所思者的形象,最后才会有表象化的对象,物和符号、对象和主体,整个存在者的意义世界才由此产生。而孔子把正名视为为政之先,正是要基于这种“有名”的前提去建构制度,改造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