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能源与环境问题的掣肘。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能源安全面临新的压力。同时，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形势严峻。人们迫切需要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取得能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源安全需要加入金融政策这一市场化手段来化解危机，缓解压力;能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金融的政策支持与资金的引导;能源、环境相关的政策制定也需要与大金融环境一同考虑，体现政策制定的全局性。本论文将从金融的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我国能源-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策略，提出包括金融政策在内的能源环境政策建议。　　本论文建立了一个中国2007年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并对能源投入进行特殊处理。模型体现了金融部门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刻画了储蓄变为实体投资的资金融通过程，分析了在大金融环境视角下实体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模型将能源投入加入生产方程，体现了能源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石作用，同时模拟了各能源产品之间，能源与资本、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投入之间的替代作用。该模型适合模拟货币政策对保障能源安全，信贷政策对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汇率与减排政策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　　本论文利用金融CGE模型研究了我国受到油价冲击时的金融对策，测算紧缩的利率政策和紧缩的准备金率政策的政策组合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测算在满足一定的抗通胀目标，并将各方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前提下，相对应的一系列最优的货币政策组合;本论文研究了信贷政策对于实现绿色经济的作用，通过模拟对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征收惩罚性的高利率政策，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于减少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与生产，以及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本论文还研究了在汇率升值背景下，应如何实施碳税政策，比较在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人民币升值两种情况下，碳税政策的影响之不同。本论文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结论，总结如下:　　(1)国际油价冲击会导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居民实际收入减少，同时价格水平上升，其中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受影响最大。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时，高耗能行业产量下滑严重，建筑业和非金属冶炼业由于投资的正向作用，产量保持稳定。　　(2)在油价冲击下，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绝大多数行业的生产价格，但是对实际产出造成额外的损害。因此，并不存在绝对的最优货币政策，我们需要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衡。在国际油价上涨100％情景下，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提高利率2％和准备金率2.4％的组合货币政策能够实现实际GDP损失最小，外汇储备的变动最小。而要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则需在不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　　(3)油价上涨会引起输入型通货膨胀，目标通胀率控制在3.5％-4.5％时，可以通过利率这一市场化手段来抑制价格水平，使得实际生产和金融市场波动较小。当目标通胀率低于3.5％，最优货币政策组合中利率接近2％，利率政策调整空间较小，需通过非市场化手段——准备金率的调整——来抑制价格。　　(4)绿色信贷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抑制高耗能行业的投资规模，但对高耗能行业产出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绿色信贷政策仅能减小造纸和化工行业的产出水平，而对其他高耗能行业的产出影响较小。而从长期来看，绿色信贷政策对减小高耗能行业的产出效果更是有限。然而，税收和差别电价政策虽然能够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但对高耗能行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有限，同时也对宏观经济、行业产出和出口等方面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5)人民币汇率升值下的碳税政策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碳税政策下，应当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引起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动。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景下，碳税政策应当随之逐步调整，碳税税率逐步下调。　　(6)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征收碳税，有利于抵消人民币汇率升值与碳税政策分别作用下所造成的宏观经济的损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GDP的损失。从能源使用成本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抑制了碳税政策所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幅度，降低了碳税政策对GDP的负面影响。从物价水平来看，碳税政策抵消了一部分人民币汇率升值所导致的通货紧缩，从而缓解了对GDP产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