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张竞生与时人的歧见,以1921年张竞生入教北大到1927年离开上海为主要时段,从张竞生早年经历中寻找其性学思想的渊源,梳理他个人化的思想系统,探寻其中的性逻辑,考察张竞生与时人的论争,并深究其故。通过这些论述,还原较为立体、丰满的张竞生之性学,进而探讨在近代中国,带有“科学”与“解放”标签的性学,如何以一种自我矛盾与冲突的方式呈现。第一章主要从张竞生的个人经历中找寻其性学思想的来源。一是儿童时的经历养成了他最初的好恶,是他爱好自由与自然天性的开始；二是留学法国期间,习染了性解放的风气,丰富的情史成为他后来性学主张的实践基础；三是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包括乌托邦思想、浪漫主义和性学等。第二章梳理张竞生的思想,挖掘其与他人产生分歧以至于冲突的逻辑根源。张竞生的思想总体上是一个美学乌托邦,性与女性一起构成了他改造国人与社会的载体。在这个过程中,张竞生采用了十分个人化的逻辑,科学、哲学加上他的个人经历糅合而成一个能够自洽却相对封闭的体系。张竞生的性学,讲究灵肉合一,精神优先,并用情人制和女性中心论使之具备社会意义,在性开放之余,同时设立了新的性规范。这些思想,被他用一种自由而浪漫的方式呈现在社会面前。第三章主要讲述张竞生与他人思想上的分歧如何在实践中演变为论战及最终失败的过程。张竞生通过在北大的教学研究和舆论事件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对旧礼教的破坏性工作赢得了周作人等人的认可,从而使一些分歧得以搁置。随着《性史》工作的展开、《新文化》创刊及美的书店的开业,张竞生的工作重心愈发转移到性学上来。他科学逻辑上的缺陷和自由而浪漫的呈现方式引来正统性科学研究者的不满,双方展开论战。论战以张竞生的失败收场,他成为性学的“异端”,论证、表述严谨的科学性规范也随之树立。结论部分主要对文章作一个总结,对张竞生的性学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