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人团”到五大书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奋斗中成长、成熟，逐渐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体制。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仿照俄共（布），建立委员会制，虽然在之后的领导工作中体现出集体领导的趋向，但是并没有正式形成集体领导制度。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到党内连续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党的领导出现了偏差，革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高“三人团”盲目指挥导致土地革命陷入被动，盲从共产国际指示、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无法适应中国现实国情，再加上战争频繁，环境恶劣，急需中共中央提高团结党内集体的力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体制转型取得成功的也具有历史必然性。经过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与党内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一定领导经验，长征为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提供契机，国民党的反动独裁提供鉴戒，中共在磨练中不断成长，逐渐成熟。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逐渐演进过程。长征开始前，党中央决定成立最高“三人团”，处理党内一切事务。由于以博古、李德为中心的最高“三人团”推行“左”的路线方针，不听取采纳党内正确意见，在党内搞独断专行，使中共的力量遭受重创。长征过程中，领导出现问题，导致红军与中国革命出现困难，最高“三人团”开始出现分化，“中央队三人团”与党内的错误领导路线进行斗争，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最高“三人团”的权力日渐削弱，博古、李德等的错误领导基本上被排除，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了准备。遵义会议，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加以纠正；取消了最高“三人团”，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遵义会议之后，常委进行重新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同时，根据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长征途中，在沙窝会议换帅，毛泽东正式负责军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得以确立。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混用的现象结束，中央书记处开始取代常委会行使职权；战争形势不断变化，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国内外的挑战，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调整组织机构，形成“一元化”的领导；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至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负责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五大书记成为党内领导机关，一直延续到中共八大。　　从“三人团”到五大书记，中共中央面临很多困境和挫折，如党内民主不健全；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内两种错误思想并存，“左”“右”夹击；以及党内出现山头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这都给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当然，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又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国内方面的，又有国外方面的；既有思想层面的，又有体制方面的等等，要综合全面地加以分析以便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水平，完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经过实践的考验，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在领导过程中，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实行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内团结统一；统一党内思想，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导党的工作。　　从“三人团”到五大书记，中共中央领导体制不断完善，集体领导体制逐渐形成。我们要以史为鉴，立足现实社会，继往开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提高党中央集体领导水平的基础；独立自主是贯彻党中央集体领导机制的重要原则；制度建设是落实党中央集体领导决策的有力保障；能力建设是提高党中央集体领导效能的关键抓手；巩固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坚持集体领导制度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