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两国“摩擦”日益增多,美台军售活动更加频繁,其武器规模、性能和交易频次成递增之势。奥巴马在任的八年间,共批准了三次大宗军售订单,且交易数量、金额以及武器规格都远远超过历届政府,虽未向台湾出售国会中呼声众多的F-16C/D战机,但是通过对原有的F16A/B战机的升级更新以及配套训练,台湾的空中防御体系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在第三次军售中,奥巴马政府更是批准了台湾垂涎已久的佩里级导弹巡航舰,为台海局势埋下重大隐患。而国会作为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中的关键一环,在美国确定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对于提升售台武器规格、频次、时机影响重大。在一般的对外决策过程中,国会往往是在美国政府行动之后被动做出反应。然而在对台军售决策中,国会却会一反常态,主动出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稍有改善的情况下,国会内部的亲台议员动作尤为明显。不断推出的法案、决议案让美国政府的对台军售规格得到实质性提升,《国防授权法案》中“捆绑”的涉台条款传达了国会对对台军售政策的支持,而联名致信以及公开演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台军售决策。除此之外,国会还会积极发挥监督权,通过对军售相关法案的审批、修订、召开听证会等相关程序对军售过程进行监督。在三次大规模军售活动中国会的影响程度也各有侧重,第一次军售活动国会与总统配合默契,政府意志占据决策主导地位,第二次、第三次军售活动中都显示出国会在对台军售规格、时机和价值方面发挥的重要影响,第二次军售虽然未能成功向台湾出售F-16C/D战机,但是极大完善了台湾的空中防卫力量,第三次军售则表现了国会对于政府行为的不满,督促政府及时完成军售流程,佩里级军舰的转移弥补了台湾在海上防御力量的缺失,极大地影响了台海局势。在国会内部,以“台湾连线”为阵地的亲台实力力量强大,雪莱·伯克利,杰拉尔德·康诺利,约翰·科宁,罗伯特·梅内德兹,詹姆斯·因霍夫以及罗斯·莱蒂娜等人在奥巴马时期的对台军售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身处高位,不断提出涉台议案,通过多种手段,积极推进对台武器规格的提升,不断在加强台湾防御力量、提升美台实质政治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对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因此为了深入了解美台军售决策这一影响中美关系实质的关键性问题和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明确国会在美国对台军售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奥巴马时期政府与国会在对台军售议题上的军事战略资料,分析相关涉台法案、涉台听证会以及相关议员的联署信件与演讲,阐释在奥巴马时期国会介入美台军售决策的表现、作用,分析国会影响对台军售决策的特点和动因,探寻国会在奥巴马时期介入对台军售决策的新变化,从而对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台军售政策制定和执行形成较为全面的系统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