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研究只注重探索翻译机制、寻求翻译策略等积极建立规范的语言层面的活动。而传统翻译观则在一方面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因此无法与创作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要求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对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致使译者处于尴尬的地位。由于传统翻译研究对译者及其主体性极力压制，导致了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从而造成了翻译研究中对译者研究的忽视。只有重新认识翻译的性质和文化功能，才能将翻译主体从文化遮蔽状态中彰显出来，并提升到翻译研究的重要日程上来。《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1949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以来，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外，最早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围城》的是美籍学者夏志清。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重印前记里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钱钟书，1992：415)。英译本出版后，西方评论界对之评价甚高，美国图书协会还把它选为1980至1981年度的卓越学术著作。然而，正是这样一部颇受好评的翻译力作在面世之后遭遇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都立足传统的批评模式，只站在译语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忽视了译者对翻译内涵的理解，对文本价值的理解和对翻译目标的追求。这当然是由于翻译研究学界长期对翻译主体性研究的缺失造成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问题也自然地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结合《围城》的英译本，对译者的主体性从文化意识，互文性及主体间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文本选择，文本理解和信息传递三个环节对《围城》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和解释。最后从“异化”的角度，对译者对原著的处理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更为客观地评价了译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