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移民,他们进城后的适应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为文化层面。在此前提下,笔者运用传播社会学的独特视野,去考察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首先,从符号学的观点看,我国的“农民工”这一称谓是被历史地赋予了典型的符号特性,“农民工”符号(包括更早的“盲流”、“民工潮”称谓)是被社会定型化的产物。其次,本文通过符号互动理论考察了传播学和社会学对于农民工角色定义的区别和联系。因为符号互动既是一种传播学的理论,又是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所以应该从农民工的双重角色定义上来——以“他者”的眼光和以“自我”为对象来进行角色认知。鉴于农民工的符号特性,本文提出的本研究命题的前提是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根本在于其文化特性,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必须在包括现代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具体的情境定义中去加以考察分析。本文从这一前提出发,论证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不是模式化的适应,而是在具体的情境定义中,所形成的适应的模式化。第二、尽管情境定义是真实的,但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性不是被动的适应,它是主动的社会适应。第三、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根本在于理解适应文化的三种状态,其中最为稳定的状态就是乡土文化和城市文明各占一半时的状态,此时极易形成农民工“第三元”文化,来强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造成文化流动的停滞,进而在乡土文化和城市文明间构筑起樊篱,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第四、代际传播对于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影响重大。最后,本文回到研究的起点,“农民工”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它一方面实现了农民工的自我传播,促进农民工自身社会适应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它为生活在农村的人提供了解城市文明的镜子,是农民市民化的媒介,可以增强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但传播社会学只是一种视角,它并不能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它只是为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性开辟了一个多元分析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