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与中华国货展览会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 在1920年代，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国家与社会都以经济民族主义与之相对，就国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大倡国家建设，相继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财政会议和裁厘会议，创办中央银行与国家银行，修订工商法规，颁布奖励工业品条例，争取关税自主，就社会而言，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特别是国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国货团体纷纷创建，国货展览会也不断举办。正是因为有经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经济民族主义运动才得以勃兴，正是因为有经济民族主义的催动，中华国货展览会才得以开办。 中华国货展览会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由政府与商人共同出力，负责展览会的筹办、展览会场的布置、展品的征集与审查、展览经费的筹措等各种相关事宜。在国民党与商会关系较为紧张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官商之所以抛开矛盾，在国展会中进行合作，就是因为有经济民族主义的律动。 中华国货展览会之后，国货展览会开始步入制度化，推动了国货的销售与改良，提升了经济民族主义，使得国货运动更是蓬勃开展。中华国货展览会的事实说明，经济民族主义经过出于政治目的的“商战”、奉行经济绝交的抵制，已经发展到更趋理性、更能治本的对内提倡，主张优化自身发展的环境，提高自身实力，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力抵制于无形之中。 基于民族大义，官商都能致力于对各自有利的国货展览会，官商成功合办中华国货展览会的事实，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人之关系也有合作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