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原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缺陷，为此，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原有金融监管框架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加强银行业监管。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12月16日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简称“巴塞尔Ⅲ”）。国际金融监管的加强，对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带来重大影响。银监会于2011年5月3日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明确加强了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监管，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新规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也已于2013年1月1日实施。与“巴塞尔Ⅲ”相比，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标准更加严格，使得银行业面临更强的资本监管约束。资本约束的强化要求银行业转变现有盈利模式。作为被监管主体的商业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面临两个选项：一是融资补充监管资本以增加分子，二是调整风险加权资产以减小分母。而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欧债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对宏观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限制了商业银行融资规模。因而，商业银行只有更多的从减少风险加权资产角度出发，拓展资本占用少或不占用资本的非利息业务，改变现有盈利模式。对西方银行业而言，新资本监管标准对其高风险交易等业务具有约束作用；对我国而言，要求银行业转变依靠存贷款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扩大低资本消耗业务收入的盈利模式。事实上，我国银行业收入结构中净利息收入一直占比较高。长期以来依靠净利息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极大的消耗银行的资本，使得银行业具有较强的“资本饥渴症”，再加上银行资本监管约束的强化，必然要求我国银行业必须转变现有盈利模式，走低资本消耗发展模式。本文首先在回顾银行业国际资本监管演进历程的基础上，以美国、法国、德国与瑞士为例分析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变化，并依据《银行家》杂志2012年发布的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以十国集团各成员国的最大资产规模银行为对象，对资本约束下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进行跨国比较。其次，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约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分析资本约束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产生的影响。最后，就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对绩效和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强化对商业银行收入多元化有促进作用，对资本缓冲压力大的银行作用更加明显；多元化的盈利模式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规模不同的商业银行所面临的资本约束程度具有差异性；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具有较强的规模敏感性；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并不必然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占比的提高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尤其对降低商业银行的组合风险更为显著；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越大，越能够增加商业银行的绩效，同时，亦能降低商业银行的整体风险水平，这对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更加明显。整体而言，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不仅仅受资本监管约束程度的影响，而且受各国国家业务监管制度、同业竞争、经济发展、客户需求等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同时，商业银行自身规模、经营管理战略及相应策略均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转型方向应具有差异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应以综合化经营为方向；而规模较小商业银行应以专业化为主要方向。从业务分类来看，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考虑到业务收入的稳定性来看，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增长稳定的手续费与佣金收入相关的轻资本业务，适度发展收入波动的资本密集型业务。在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府监管机构政策支持与商业银行其他相应策略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