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经历着以物质资本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向以人力资本为主的科技创新阶段转变,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家庭教育投资也随着经济环境及家庭收入的变化,表现为投资数量的明显增加,投资形式的多样化。但在全民一致投资教育时,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是,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过度的窘境,使家庭教育投资行为风险增大。家庭教育投资决策,虽是由个体家庭作出,但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是家庭和国家、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家庭教育投资的结果由家庭和社会共享共担。国家的经济、教育政策、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的社会文化资本等,会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产生普遍而明确的影响,有经济方面的、也有非经济方面的影响。经济方面,宏观上,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差距拉大以及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教育过度”状况;微观上,产生了不同家庭之间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分化和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对象是能动的受教育者,他们的意志、情感等非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增加了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降低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风险,不是仅靠控制个体家庭的决策行为就完全能办到的,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尽可能的考虑到影响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宏观和微观因素,综合优化制度环境、做好行为指导,将家庭教育投资风险的防范工作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体系上,同时,建立在家庭教育投资的风险意识中。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界定。阐述家庭教育投资概念的内涵及特点、家庭教育投资范围的具体界定、家庭教育投资的一般动因及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理论支持。明确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明显的投资性,是家庭为获取人力资本而进行的投资。人们投资教育的一般心理动机既有人们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精神生活需要,也有对预期的经济、非经济回报的投资需求。第二部分考察我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演进的总体特点。对我国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的城市、农村、不同地区间的家庭教育投资的数量、内容、方式进行了考察。我国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总体演进特点是投资数量呈稳步增加,投资内容和形势呈多样发展,城乡、地区投资差距拉大,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家庭教育投资“过度”现象明显。第三部分分析各种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分别分析微观的家庭经济条件、文化和社会资本等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宏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投资收益与回报等因素对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第四部分探讨家庭教育投资风险及应对措施。从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提出家庭教育投资风险的制度规避和行为规避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