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贸易的约束下,传统的贸易政策工具,诸如关税、补贴等,受到GATT/WTO规则的限制,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其他政策工具来转移租金。在战略性贸易动机的驱使下,许多国家便利用环境政策(包括排污标准、排污税、减污的补贴、清洁技术的研发补贴等)来执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功能,即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攫取超额利润,并因而可能造成“环境倾销”的现象。现有的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相关文献大多数都隐含了产品的市场容量在博弈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前提条件,即假设市场容量不会随着累计销售量、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然而现实情形中市场容量常常是可变的。故笔者用完全信息的双寡头博弈模型来讨论具有“市场容量可变性”的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问题。文章主体共分5章：第1章阐述了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第2章梳理了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的相关文献,对三个经典模型和主要扩展模型进行了归纳和对比,并对包括实证分析在内的已有研究做了简要的评述。第3章以Barrett (1994)"两国三地”模型为基础,以排污标准为环境政策工具,讨论在市场容量可变之下政府是否具有采取战略性行为的动机,以及该战略性行为是否造成环境倾销；并且分别讨论了两国政府合作时以及企业采取斯塔克伯格竞争时的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第4章对上述模型进一步扩展,将企业的策略性研发行为纳入其中,且假设该研发投入影响市场容量。该模型证明了政府具有同时采取双边战略最优排污标准的动机,并且该战略性环境政策仍然具有“环境倾销”的动机。在第3章和第4章的理论模型论证之后,笔者采用1matlab对模型参数合理赋值,对战略性环境贸易政策的“贸易效应”和“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第5章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了对中国的政策启示。最后笔者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