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经济转型和经济开放作为研究的制度背景，基于经济开放进程中国际收支不均衡的特征，研究了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并提出调控当前经济内部失衡以及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　　 以M-F模型作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特征，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理论模型：IS-LM-BP和AS-AD模型。以该模型为基础，论文首先分析了国际收支均衡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将该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国际收支不均衡条件，研究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使用1994:1-2007:4季度的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是效果有限。1994年以来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则成为我国经济开放和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特点。对其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则是“双顺差”的主要来源，而其内生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因此我国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在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本文认为我国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国际收支不均衡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国际收支不均衡的视角，分别从汇率制度、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大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其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并提出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　　 从汇率制度的变迁看，1994年以来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至2005年，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但是由于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地位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美元在篮子货币中仍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依据IMF汇率分类标准，其仍然属于倾向于固定汇率的制度安排。国际收支双顺差加之强制结售汇的制度安排，我国汇率制度就产生了货币供给内生性效应和物价水平波动效应。汇率制度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则导致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的降低，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供给主要渠道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直接决定货币供给的状况，汇率制度的价格波动效应则表现为国际收支会影响国内价格水平，国际收支大规模的顺差在总体上导致了我国物价水平上升，即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效应，这就增加了货币政策对最终目标调控的难度。在这两种效应的影响下，我国的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其不仅使货币政策陷入政策的困境，而且使得货币政策的效应严重削弱，影响了调控目标的实现。另外，这两种效应还使得内外部均衡状况出现冲突的可能，当前我国内部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流动性过剩与国际收支大规模顺差并存的现象就是典型表现。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实行人民币升值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进行政策搭配以治理内部失衡的政策建议。　　 在给定汇率制度之下，国际资本流动状况则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的主要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统计口径上采用的是非贸易和非FDI国际资本流动数据，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国际资本绕过资本管制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途径进入中国，因此这一统计数据更能反映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现实。对1994年以来的非贸易和非FDI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1994-2002年间，其基本上是处于净流出的格局，尤其是1998年-2000年间国际资本流出的规模更为庞大，2003年-2007年间则处于大规模净流入的格局，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名义利率差异是国际本流入的Granger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不仅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而且已经产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效应。2005年以来我国的资产价格逐步攀升，在对资产价格暴涨的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对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国际资本流入、货币供给量M2以及工业增加值都与资产价格之间显著地正相关，而我国真实利率水平与资产价格显著地负相关。　　 在加入短期资本流动的因素以后，这就使得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陷入了困境：如果提高名义利率，可以对泡沫直接起到抑制的作用，但是名义利率提高会导致我国国际资本净流入的增大，从而进一步推动泡沫的泛起，如果降低利率，虽然可能会抑制国际资本流入，但是却又会使本已过热的经济进一步过热、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因此货币政策陷入了困境。而且汇率政策也陷入了困境：人民币升值会加剧国际资本流入，如果不升值则不能调控内外失衡的经济，而且会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汇率政策也陷入了困境。可以看到，在汇率制度和内外均衡的基础之上加入国际资本流动的要素，会使情况更复杂，得出的结论也会更为审慎。由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市场化，虽然利率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率敏感性较低，因此当前还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空间，至于人民币汇率可以一次升值5％-10％水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稳定升值预期，从而减少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突然发生了逆转，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并带来银行和货币“双重危机”，对198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的研究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泡沫经济和银行货币危机的研究则为本文分析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国货币政策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了溢出效应，以美联储利率为代表的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以货币供给量表示的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负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减少我国货币供给量，反之，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会增加我国货币供给量。基于两国模型以及实证研究的结论都表明，美联储当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产生增加我国货币供给量的溢出效应，这削弱了我国当前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而且加剧了我国内部失衡。　　 在固定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不均衡条件下，冲销干预有效与否则成为了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伴随着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大规模增长，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货币冲销的政策。本文建立了冲销系数模型，使用1994-2007年的数据对我国冲销干预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冲销干预是不完全的，因此这就更加证实了国际收支顺差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货币冲销干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冲销干预本身也具有降低货币政策效应的结果，加之大规模的冲销增加了冲销成本，这就使得冲销干预面临不可持续等困境。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最后给出了增强货币冲销效应和完善汇率制度，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