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5月陈春秀向媒体曝光自己在高考中被冒名顶替山东理工大学的入学资格事件开始,接连引爆出一系列的冒名顶替事件,苟晶案、王丽丽案、齐玉玲案、罗彩霞案等等,冒名顶替他人入学接受高等教育的行为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增加了新罪名——冒名顶替罪,对此类严重侵害公民受教育权与公平招录秩序的现象做出回应。冒名顶替行为入刑之后,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我国长期没有刑法规范冒名顶替行为的窘境,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意义。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争议。本文将围绕冒名顶替罪的规范分析和司法适用展开,进一步确定冒名顶替罪的立法背景、入刑意义、立法价值取向、罪状等;在司法适用中,进一步探讨冒名顶替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认定方式。通过深入的分析可发现,冒名顶替罪保护双重法益,既包括国家管理秩序又包括与之相对应的个人法益,其中个人法益的特殊性在于对于一个人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往往是针对未来发展的“机会”,难以用金钱衡量,且一旦被侵害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冒名顶替行为入刑成为实务运作的法律,全国多地对冒名顶替行为进行了刑罚处罚的尝试,但仍存在理解与适用上的争议。本文针对出冒名顶替行为在刑法规制中的争议问题,进行论证并做出理论回应,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冒名”和“顶替”的概念并进行区别,认为二行为不仅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还存在递进的逻辑关系;二是分析冒名顶替与相关罪名是想象竞合关系还是法条竞合关系,在适用刑罚时可能因为“择一重罪处罚”适用其他相关罪名导致对于冒名顶替行为的刑法评价不够全面,建议适当调整冒名顶替罪的法定刑幅度;三是考虑到冒名顶替者本人往往具有特殊性,大多属于未成年人,缺乏犯罪能力甚至缺乏犯罪自由意志,在整个冒名顶替行为中处于“受支配”地位,建议考虑其社会危害性较弱进而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四是认清冒名顶替罪既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除了加强立法司法完善外,还应该考虑加强预防措施,例如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加强普法宣传,政府部门加强对公民信息的监管等,预防冒名顶替行为的发生,社会各方共同发力,以求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重构社会诚信体系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