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后一科进士中的佼佼者,熊范舆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在晚清的立宪运动、亦或是清末民初云南、贵州的政局变动中,他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除了政治,在金融、实业等方面,熊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然而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学术界却长期无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寥寥。为了客观完整地呈现历史,本文从史料出发,尝试将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分析结合起来,爬梳整理熊范舆一生的际遇流转,分析其不同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身份变迁与人际网络变化,力图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展示熊范舆这样一位重要立宪派人物的真实历史面相,还原历史本真。熊范舆青年时得遇名师严修,在学古书院求学和在兴义笔山书院教书期间,与省内诸多同学和兴义刘氏家族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后来重返贵州出任要职打下了基础。通过最后一科科举即1904年甲辰恩科,熊高中进士,从此由传统意义上的边缘地区进入中国政治的中心地带。在清末留日大潮中,他远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研习法政,在获取新知的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他与杨度、沈钧儒等诸多同仁办报纸、倡立宪,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声,声名播于一时。回国后在华北、京津一带活动,参与了清廷的“人才举荐”活动,担任过河南法政学堂教务长、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天津代理知县等职务。后来他返回西南,先后协助李经羲、蔡锷等人治理云南。辛亥革命时期,暗中襄助革命党人顺利完成了云南地方权力的和平交接。在滇任职期间,亦曾短暂地赴上海、南京参与议会政治。1913他返回贵阳,作为立宪派—进步党一系的重要干部,同时也是贵州兴义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在省内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他个人的兴趣,却逐渐从政治转向金融与实业,一方面长期担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执掌一省金融,另一方面他也积极投身于蚕桑、电力照明等实业。然而蔡锷、戴戡相继身亡,进步党—研究系缺乏军事实力的支持,因为政局变化而消解,熊范舆全国层面的人际网络基本断裂。贵州自民国以来即流行一种血腥的权力更迭模式,在兴义系新旧两派代际冲突的过程中,熊范舆成为军阀内斗的牺牲品,被刺杀而亡。考察其一生经历和最终结局,有若干因素影响极大。首先,是清末民初整个时代变革的影响。熊范舆紧跟时代潮流,完成了从传统士大夫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型。但科举制度的终结导致的文武关系易位,是时代变迁产生的消极作用。他既追随时代潮流而动,也被裹挟其中,奔流向前。其次,是区域环境。清朝末年的贵州,因为一些特殊的因缘,较早引入了维新立宪的思潮。熊范舆等一批贵州英杰亦受惠于此。在日本、华北、京津一带,熊范舆既获取了先进的政治理论知识,也积极为立宪奔走,迈入了人生新的高峰。然而返回贵州后,却因为不佳的区域环境,未能再有大的成就,反而因贵州民国以来残酷的政权转移模式而丧命于军阀权力争夺过程中。再次,熊范舆一生的人际网络,主要由贵州地方人际网络与全国性人际网络组成。前者以兴义刘氏为主体,以地缘、亲缘关系来联结；后者则包括梁启超、杨度、戴戡等具备共同政治理念的同志。这两个人际圈子,既明显区别开来,但又密切交叉。熊范舆的悲剧结局,与他全国性人际网络的断裂有重大关系。最后,是个人选择。在人生某些关键节点的个人选择,会产生一系列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熊范舆在1909、1913、1920年的三次重大抉择,深刻地影响了其人生走向。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着眼于时代潮流之变迁及熊范舆个人身份、所处区域环境和所在人际网络的变化,尝试将微观的个体行为分析和宏观的结构性分析结合起来,以时间为纵贯线,一方面试图廓清熊范舆一生的具体经历,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熊范舆一人的分析研究,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