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普世价值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时隐时现。而在全球化时代，其表现作用更为激烈和明显。全球化浪潮将世界置身于激烈的价值碰撞之中，人在作为个人、群体和类主体的意义上所产生的价值冲突呼唤着普世价值对其进行调节和化解，而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科技发展提供的技术条件乃至人类社会面临的必须解决的全球问题的出现都为普世价值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普世价值是一种生成的价值，因而能够解决不同的时代面临的时代课题；普世价值要在实质上发挥作用，它不再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象征，而是在“地球村”时代对人类行为提供导向作用的价值规范。我们不能用一种一成不变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普世价值”，也不能在对其认识的过程中带有偏见，正确认识今天的普世价值，就必须持一种辩证的认识态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包含着一种普世价值观，它的立足点是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的新世界观时提出的设想--“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将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置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与“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为了追求这二者的实现，就必须得对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市民社会”展开批判。而在这种批判中，虚假的共同体得以脱下其虚幻的外衣。“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由“偶然的个人”走向“有个性的人”的过程，是个人自由和人类社会解放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后达到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马克思设想的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观就是共产主义意识。
　　 这种“共产主义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生成和被揭示的过程。可以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普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人类交往的“底线伦理”而存在的。当然，它正日益将自己的触角伸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普世价值已经随着人类活动而被揭示和即将被揭示。对普世价值的揭示要以普世价值的生成为前提。全球化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全面敞开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那种片面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渐入囹圄，人类社会的“共在”和“共生”的现实呼唤一种具有“公共性”内涵的普世价值的出场来代替行将没落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对公共性的诉求来自于普世价值的现实意义，即是使多元文化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下实现同一。这种同一性的实现需要各种文明主体之间相互了解，以平等和互信、互重的姿态参与到交往中来，从而实现“多”与“一”的合理建构。
　　 作为全球的一分子，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也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制定合理的“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发展策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积极参与与全球其他文化的对话，并为处理全球性的事务提供积极的借鉴意义。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也要“走出去”和“引进来”，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为这两个步骤提供了最佳的契合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将一方面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吸引和借鉴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为我所用，实现普世价值的民族化；另一方面也要实现自我提升，以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参与文明间的对话，在这一民族价值的普世化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惠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