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主体的价格粘性行为及其宏观经济含义是在货币政策分析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主题之一。如果商品市场名义价格调整存在粘性,那么经济体遭遇经济波动冲击后,市场不能迅速出清,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能够刺激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产出。因此,名义价格粘性假设几乎成为所有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起点。本文利用网络文本挖掘技术,收集来自国内著名网络购物平台的商品价格信息,构建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库,以中国商品市场名义价格粘性为研究主题,围绕价格粘性测度、总量定价模式、价格粘性成因以及开放条件下价格粘性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经验研究,并讨论了研究结论的宏观含义。本文首先讨论一个到目前为止几乎被人忽略的基本问题：中国商品市场名义价格是否存在粘性?如果存在,其粘性程度有多大?尽管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近年来纷纷利用微观数据对本国的价格粘性进行测度,试图为构建符合本国经济实际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微观证据,但由于缺乏微观层面的数据,还没有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对中国商品市场名义价格粘性进行测度。本文第四章通过使用一种新的数据来源——来自互联网的价格数据,对中国商品市场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间名义价格粘性程度进行了首次估算。结果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价格粘性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总体价格变化的加权中位数频率是每天1.23%,总体价格持续时间中值为2.7个月,剔除促销的影响后,价格持续时间中值增加到3.4个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别商品的价格粘性存在较强异质性,为微观粘性和宏观粘性的差异提供了可能的解释。通过区分名义价格向上粘性和向下粘性,发现中国商品市场不存在向下粘性。划分子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的价格粘性程度较为接近,且均高于西部地区；进口品和成交量排名前20零售商的商品价格更为灵活。上述结论有助于评估货币政策有效性和制定更有效的货币政策,并为构建更具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经验证据。其次,作为DSGE模型中最为基础的假定,定价模式的设定对于结构宏观模型能否准确刻画一国经济状况至关重要。众多文献通过构建新凯恩斯范式的DSGE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波动、货币与财政政策等问题,这些研究通常假设价格具有粘性且产品价格变动采用固定比例调整方法,并引用美国的价格调整概率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由于每个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同,直接借鉴国外研究结论构建的理论模型缺乏相应的事实基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这一现实客观上要求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为相关宏观理论模型的设定提供证据支持。鉴于此,本文第五章利用来自互联网的商品价格数据,估计微观层面的价格调整幅度分布,探讨中国商品市场的总量价格调整模式到底与状态相关还是与时间相关,结果发现价格调整幅度符合状态相关模型的预测。为验证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采用通货膨胀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价格调整行为,发现总体定价模式的确主要与状态相关。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探讨了中国商品市场价格粘性的成因。具体而言,本文第六章对中国商品市场吉利数字偏好的存在性、尾数定价模式及其对价格粘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商品市场存在明显的吉利数字偏好现象,即偏好8尾数定价模式,回避4尾数定价。通过马尔科夫转移动态分析发现,8尾数的稳定性最强,当期的非8尾数在下一期转向8尾数的概率较高,且吉利数字互相转移定价的概率较大。通过Logit模型回归发现,8尾数定价对商品价格粘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吉利价格”粘性强。节日期间零售商更加注重回避不吉利数字,进一步表明文化背景对商品市场价格粘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价格粘性来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最后,利用进口商品价格数据对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和长期汇率传递程度进行了估算,探讨开放条件下价格粘性对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可能影响。结果发现：(1)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商品价格的传递程度较高,短期传递率为37.5%,长期约为42%.46%,而且传递过程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表明升值能够较为有效的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分类研究发现,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汇率波动对食品类和工业消费品类的传递程度较为接近,都大于对服务类商品的传递率。(2)进一步选择20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检验汇率传递程度的国别差异,发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汇率传递程度较高而边际成本加价的传递效应较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汇率传递程度较低而边际成本加价的传递效应较高,意味着需采用差别化政策来应对贸易失衡问题。(3)低频调价商品的短期和长期汇率传递程度比较接近,高频调价商品的短期传递水平远低于长期传递水平,意味着价格粘性因素对低频商品的影响较小,对高频组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