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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是20世纪30、40年代在“东北作家群”中有独特个性和风格、创作成就比较卓著的现代作家。萧军的作品体现和反映了东北地区特有的“胡子文化”,多侧面展示了胡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探寻他对“胡子文化”精神的独特体验,讨论这种精神的形成、表现及其对萧军创作的影响,对于丰富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对“胡子文化”进行多角度的探索,探讨萧军作品中的“胡子文化”的特殊性都是有所助益的。东北地区的“胡子文化”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有其深刻的自然和社会原因。东北地区“胡子”的形成的自然环境在于东北地区地广人稀,险山恶水,气候严寒,冬季漫长,有利于啸聚山林的“胡子”的生存。东北地区“胡子”形成的社会环境,一是东北地区的人大多数属于关内移民,有冒险、困苦的生活经历,二是东北远离中原,封建政府的管理和统治鞭长莫及。东北地区“胡子”形成的历史原因,一是历朝历代皆有“流人”被流放到东北,二是官府的残酷迫害,三是外国侵略者的进入。东北地区“胡子”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明朝、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东北三省的解放,东北地区的“胡子”走向消亡。东北地区“胡子文化”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东北地区“胡子文化”反映出东北人雄悍仗义,少温柔,天生有闯荡冒险精神的性格特征;二是东北地区“胡子文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我们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三是东北地区“胡子文化”具有历史性,是历史的产物。“胡子文化”在东北地区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体现在“胡子文化”对东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对东北地区文学艺术的影响两个方面,东北“胡子”的实质是以扭曲的形式对个体生命以及由个体生命所构成的整体东北生命力的顽强肯定,“胡子精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东北地区的社会结构、东北人的生活结构、生命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胡子文化”对东北地区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都有影响,为文学描述提供了生动的表现对象和丰富的素材基础。“胡子文化”在萧军的作品中得到了丰富多彩的表现,这与萧军的生活基础密切相关。萧军出生在辽宁省西部山区的穷山沟,偏僻、贫困、荒凉、落后。生活使他熟悉“胡子”的生活,熟悉东北地区特有的“胡子文化”精神。萧军的作品塑造出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的东北地区的“胡子”形象,这些文学形象反映出一种“胡子精神”。在《八月的乡村》中萧军塑造了英雄式的“胡子”形象铁鹰队长,采用对比手法,刻画了铁鹰在民族危难关头从一个占山为王的“胡子”,成长为一个被人们敬重的指挥员的过程。《第三代》是一部集中写“胡子”生活的小说,塑造了海交、刘元等具有反抗精神的“胡子”形象。在萧军的笔下,啸聚山林的“胡子”是一群“义匪”和“仁义之师”,这种仁义的形象和行为,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表现在“胡子”的行规上,二是表现在与农民的关系上,萧军的小说通过对比来展现“胡子”的“义”的形象:把“胡子”对待农民的态度和对待官府和地主的态度对比,把“胡子”和官府军队对比。萧军用细腻生动的内心情感描写展示“胡子”世界的复杂性,他通过对“胡子”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情境中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的描写与刻画,通过对不同的“胡子”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的细腻生动的描写与刻画,展现了这种复杂性,有冷酷、强悍又善良、懦弱的半截塔,有信念坚定又对生活充满怀疑和困惑的侯七。这种立体、多维的“胡子”形象的塑造也使萧军小说更具有可读性,使其中“胡子”的人物特征更加鲜明。萧军作品中“胡子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多数“胡子”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身上体现东北地区农民纯朴、正直、热爱生活、关心庄稼的一些特征;二是表现了“胡子”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与重情重义的高贵气节,如铁鹰队长、刘元、海交等;三是刻画出“胡子”的两面性,既有善良、正义、同情弱小、劫富济贫等健康人性的一面,同时由于他们生活在乱世,没有制约,因而也具有烧杀掠淫,野蛮冲动的另一面;四是女“胡子”的塑造和描写,《第三代》里的翠屏这个女“胡子”的形象,既丰富了“胡子文化”的内涵,也使人们能够通过萧军的小说更加全面地透视“胡子”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萧军作品中“胡子文化”的意义在于这样几个方面:生动地再现了东北及辽西地区当时的历史环境;对“胡子文化”的正面意义进行了歌颂;通过萧军作品中的“胡子文化”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萧军。对萧军作品中“胡子文化”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萧军作品的“胡子文化”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着不足。萧军作品中的“胡子”形象立体感比较强,他塑造了“胡子”的群像,从不同侧面描写“胡子”的生活,把“胡子”生活和农民生活紧密联系,再现了辽西地区的社会生活,对比式的写法等,这些应给以积极的评价;但萧军对“胡子”的描写过于理想化,采取了相当主观化和浪漫化的态度,这是萧军创作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