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历史剧的诗性特色,使其成为不少人眼中史剧艺术的开拓者。1940年代郭沫若创作的六大历史剧,社会价值和历史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获公认。郭沫若充分运用自身诗才,将风格多样的诗歌元素融入历史剧,形成具有“火山雷电”特征,悲壮而崇高美感的历史剧。辩证客观地说,郭沫若抗战时期戏剧不免带有政治功利倾向,有粗糙草率之嫌,如果仅仅停留于政治层面就可能造成对郭沫若史剧的误读和曲解。较为明显的是,郭沫若史剧有意识地承继优秀传统戏曲去粗取精,将古体诗、自由诗、散文体诗、民间歌谣、戏曲运用到剧作中,形成古典风味浓厚的诗趣,使得抗战背景下的历史剧也能达到诗歌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可惜,目前学界,许多研究者或是单独研究郭沫若诗歌,或是孤立研究郭沫若的戏剧,鲜少有人从“运诗入剧”这个角度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郭沫若戏剧进行不蹈常袭故的深入探索,而诗歌的恰当运用可以说正是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获得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将立足于戏剧这一本体,详细剖析郭沫若历史剧如何运用诗歌这一体裁,使得戏剧在题材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艺术的表达等方面产生变化及其具体特征,并进一步从这三大维度探寻郭沫若历史剧中诗与剧的互动和源流关系。绪论部分,本文对郭沫若诗歌、诗剧向历史剧的演化进行爬梳,按照时间脉络兼及论述一九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交代现实因素,并且根据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戏剧题材角度入手,分析郭沫若历史剧“诗和史剧融合”的具体体现。主要通过抒情诗对戏剧结构的贯串、叙事诗增强被冲淡的戏剧情节、散文诗烘托戏剧气氛三方面进行论述。以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学观为出发点探索郭沫若历史剧在戏剧结构、戏剧情节、戏剧冲突等角度与诗歌的融合,诗情的推动使得史剧情节结构紧凑,深化戏剧冲突。第二章:诗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从原本具有诗人身份的主人公形象屈原,具有诗性精神的次要人物以及古代游侠豪情人物形象三方面,衍生出郭沫若四十年代历史剧人物品格三种模式——屈原模式、婵娟模式、聂政模式,共同组成郭沫若理想诗国的人物体系。因三种形象建构模式诗化,郭沫若史剧人物呈现与同时期剧作家笔下历史人物迥然相异的面貌。第三章:分析史剧独特语言艺术,着眼戏剧文本的详细解读,对剧作的火山雷电式独白、诗化人物对白以及传统戏曲歌谣的运用,探讨郭沫若对传统诗歌艺术、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